银行内部腐败的具体表现——

评北京市商业银行内部腐败的发展

我叫郑然，今年32岁，1992年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应用专业，大专学历。1993年1月至1995年5月在北京工商银行东城支行和平里分理处工作，1995年评为助理会计师。1996年6月至1997年4月在北京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北京商行）总部财会部工作，1997年4月至2001年12月在北京商行景山支行工作，2001年12月被逼辞职失业至今。

1997年4月北京商行总部安排我到景山支行工作，景山支行的新行长朱燕君与财会部、人事部的很多人相熟，景山支行刚进行了整顿，各部门还没有主任，总部很多人向朱燕君推荐我，本意是想让我能在景山支行谋个主任的位子，以我的能力与景山支行的人相比没什么困难。虽然我知道事情不会象他们说的那么好，毕竟我和朱燕君没有交情，料想朱燕君不见得会用我，但看在总部诸人的情面上应该能善待我。所以在他们一个个信誓旦旦的保证下，揣着即将建功立业的美好憧憬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景山支行。一进景山支行我就发觉气氛不对，并不象他们保证的那样好，而且朱燕君用心之险恶、手段之卑鄙远出乎预料，显然朱燕君自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才使其弃与之交往多年的诸人的脸面于不顾，迫不及待地整治我。

我在景山支行四年多的工作过程中逐渐了解清楚了朱燕君的阴谋诡计：把景山支行建成她的封建家族式企业，使其亲朋好友的子女能安安稳稳、舒舒服服地在景山支行过太平日子，置于“族外人”就用来替自己人牺牲掉。

1996年至1997年北京商行的大环境是总部里的原信用社人员已被斩杀殆尽，原各信用社的领导即将被大批换掉，并准备招募大批其他银行的职员和大学生充实到各支行，对各支行进行大换血，改变人员结构、全面提升北京商行的人员素质。北京商行的领导发誓要将北京商行建成北京市技术最先进、人员素质最高的现代商业银行。这种变革趋势引起了原信用社人员的极大恐慌，他们在这种恐慌下联合起来抵制大学生和一切外来者，基本上导致大换血策略的彻底失败。他们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责，编造出了“大学无用论”、“大学生不如中专生”等奇谈怪论，企图把责任全部推到大学生头上。1996年北京商行总部向景山支行派出了以朱燕君为首的工作组，调查原信用社领导存在的问题。调查期间朱燕君对景山支行进行了全面深入的了解，认识到景山支行是一块大好的处女地：景山支行的各级领导干部已全部被撤掉，聘请的工商银行的退休老职工即将全部辞退，支行职工没了主心骨儿，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明天将会怎样，怎敢对其反抗，主任、组长的位置全部空了出来，正好用来安排那些在别的支行同样惶惶不可终日的亲信。这是她转了好几个信用社才找到的好地方。所以在总部任命其担任景山支行行长兼党支部书记后，就内定了主任、组长的人选：由田秀云（原景山信用社职工，党支部组织委员）任营业室主任，李革（朱燕君在工厂时期认的干儿子，疑为亲戚当时是前门支行的司机）任办公室主任，康杰（当时是东四十条支行的外勤职工）任资金信贷部主任。为了遮掩其真实目的，并弥补其家族成员素质的不足，又向总部要了崔义进（总部营业部信贷员）任党支部副书记，田靖东（总部稽核部干部，工作组成员）任行长助理，来帮助其撑住局面。财会部和人事部的领导并不知道朱燕君的险恶目的，自以为凭他们之间的交情和我的能力，必定能在景山支行谋个主任的位置，所以决定让我去景山支行。而朱燕君根本就不想接收我，因为这不在她的计划之内。但面对大半个财会部和几乎整个人事部的力量她又不能拒绝，毕竟她为了建立自己的封建家族统治还有许多事情要求总部的人帮忙，只能先接收我，再想办法让我自己主动提出离开景山支行，从而不得罪总部的人。就这样我在大家的盲目关照下一脚踏进了朱燕君的巢穴，落入了朱燕君家族的魔爪，也就踏上了一条最终被逼辞职失业的不归路。

我来到景山支行的第一天，朱燕君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想到你会来”。当时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渐渐明白她的意思是“我这都安排好了，根本就没给你留位置”。当天晚上开支行大会，朱燕君把我介绍给大家，使我第一次领教了她的卑鄙手段。会上她含沙射影、指桑骂槐把我描绘成胜任不了总部的工作，原本应该直接辞退，但总部宽大为怀再给一次机会，淘汰到景山支行来接受改造，就这么一个不学无术的人，仗着认识总部的几个人就想来抢你们的营业室主任，你们能答应吗？你们应该团结起来以实际行动捍卫你们的根本利益，有本事的出头，没本事的出力，一定要保住你们的营业室主任位子。听了她这一番表白，我是无比震惊，从头到脚都凉了，暗自叹息从此以后在景山支行不会有好日子过了。朱燕君此类毁损我的名誉，企图彻底搞臭我及怂恿、唆使原信用社职工与我争斗的心意后来又在支行大会小会上表露过几次，终于使众人明白了她不会理睬总部诸人的情面而要把我赶走的意图，是要借给他们一个胆，假借他们的手来达到目的。

在朱燕君的怂恿唆使下原信用社的一部分人公然以暴力相威胁，挑明我若与他们的人竞争营业室主任，他们就要我没有好下场。朱燕君又暗中以营业室主任相许，诱使账务组组长宋伟出面与我竞争，并在工作中极力袒护她。出于人身安全的考虑，我向朱燕君言明不会去竞争营业室主任的位子，并提出从原信用社人员中选定主任人选。朱燕君听后脸上充满了欣喜的神情，掩饰不住的兴奋，连连答应，把我安排到储蓄组。当时我以为朱燕君不愿意让我当营业室主任才这么做的，那么我就退一步总该太平了吧。哪知道我的忍让被他们视为软弱可欺，朱燕君并未因此停手，反而变本加厉、步步紧逼，一副不把我赶走势不罢休的架势。不断怂恿他们继续对我进行人身威胁，唆使宋伟在业务上采取双重标准，指手划脚、肆意刁难，甚至亲自下场以外行的眼光挑剔我的工作，更有甚者竟然让还在试用期未转正的中专生在业务上领导我，其手段无不用之极，又到处散播说我群众关系不好，大家一致反对我。我来到景山支行板凳还没坐热、人都没认全呢，朱燕君及其同伙就发动了疯狂进攻，这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他们的问题。当时我感到很迷茫，为什么我怎么做都不能使他们住手呢？直到1998年春我才逐渐弄清楚。

1998年春，景山支行开始竞聘各部门主任组长。整个过程表现出许多极不正常的现象。事后了解到朱燕君她们早已内定了各主任组长的人选，所谓竞争只不过是个掩人耳目的形式。活动一开始，李革、田秀云等已被朱燕君内定为各主任组长的这些人都站出来极力宣扬要大家听从朱燕君的安排，而且论调都完全一致，即大家现在的饭碗是朱燕君给的，谁要不听话这个泥饭碗随时都会保不住。此后几年朱燕君及其同伙的这一论调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成为他们二大杀手锏之一。当时我并不知道这许多内幕，为了避开原信用社人员对我的全力攻击（当时他们主要集中在营业室），我选择了竞聘办公室的工作，并写出了竞聘报告交给了朱燕君。朱燕君明确拒绝了我的竞岗申请，说她已决定把我调到清算组，并希望我能服从她的各项工作安排。此时宋伟正为竞聘营业室主任做着各种准备，网络了一批人支持她，一副胸有成竹、舍我其谁的样子。没想到躲在办公室没有任何能力竞争营业室主任的田秀云突然蹦了出来，而且朱燕君彻底抛弃了她，只给了她一个帐务组组长的位子。宋伟大为恼怒，与朱燕君发生了激烈的争持，终于认识到自己不惜得罪人全心全意为朱燕君效命，到头来只不过是被她利用了，让躲在幕后不动声色的“黄雀”田秀云不劳而获、如探囊取物一般轻易摘走了营业室主任的位子。

让田秀云代替宋伟出任营业室主任得到了原信用社人员的认同，毕竟肉是烂在了他们自家锅里。但朱燕君把营业室主任的位子给了原信用社人员的目的是以此作为交换，让李革、康杰当上主任。她的目的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这主要是由于李革、康杰的个人形象和能力造成的。为了达到目的朱燕君一方面举起了她的杀手锏，大肆宣讲她有权对任何人辞退、下岗、降工资，同时又指使其已内定为主任组长的那几个人做大家的思想工作，终于迫使大家同意她的干儿子李革出任办公室主任；另一方面则采取妥协的方法，将资金信贷部一分为二，由牛昱任资金部主任，康杰任信贷部主任。牛昱之所以能当上资金部主任，一是她与朱燕君秉性相投，朱燕君甚是喜爱她。二是她吸收的存款比康杰多。三是朱燕君与原信用社人员妥协的结果，原信用社人员宁可让成立北京商行后才来的牛昱当主任也不愿朱燕君团伙掌握太多的权力。

热闹纷呈的“98竞争上岗”闹剧终于落幕了，朱燕群、田秀云蓄谋已久的阴谋鬼计终于得逞，朱燕君大夸景山支行的人老实，这么容易就让她得逞了。通过这场闹剧朱燕君团伙和田秀云团伙也正式浮出了水面，大家也领教了她们的绝招杀手锏。朱燕君的杀手锏是以失业、下岗、降工资威逼众人就范。田秀云的杀手锏是组织她的人公开宣扬暴力，以武力支持她，以暴力恐吓外来者和竞争者，维护其团伙的既得利益和长远利益。这一点连朱燕君都害怕，因为她在工作组期间曾挨过黑砖，脑袋被开了窍，至今一想起来还头痛。她说她知道是谁干的，但不敢去触动他们。她俩的绝招也真管用，此后几年再也没有人敢违背她们的意志，各主任组长的位置完全由朱燕君、田秀云内定，只在她们的团伙成员之间变动，属于她们团伙内部的利益调整。竞争已经被彻底消灭了。

朱燕君之所以会选择田秀云作为合作伙伴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上一代银行职工及其子女结成了跨银行的庞大的关系网，他们之间是互助互惠，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和长远利益联合起来排斥外人，阻止新人进入银行与其竞争。他们之间具有天然的结合性，聚到一起就能联合起来。朱燕君、田秀云就属于这样的人。第二、1997年景山支行有三十多人，田秀云一家就占三个名额，即田秀云、田秀云的堂弟田德金和田德金的媳妇儿李亦姝。后来李亦姝调走，景山支行减为二十多人，田家仍占二个名额，权重较大。田秀云、田德金都是原景山信用社成立时的第一批职工影响力较大，朱燕君一有什么旨意，二田就积极游说要大家遵从，对朱燕君的帮助远远超过其他多个人。第三、朱燕君、田秀云之间互有所求，有相互勾结的强烈内在动因。朱燕君在银行、工厂工作了大半辈子也没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在工作组期间她就意识到景山支行的大部分人老实，而且在北京商行的大环境和景山支行内部出现问题的双重打击下都惶惶不安，极易统治。挨打使她认识到必须得给原信用社人员一些甜头，从他们当中选一个利益代言人控制住原信用社人员。她又要李革、康杰一来就当上主任成为她的左膀右臂，迅速建立起封建家族统治，就必须找一个人替李革干活，通过对田秀云的了解终于选择了她。而田秀云的野心更大。她以前只不过是一个只有高中文化的纺织女工，进入景山信用社后也只是一名普通的前台职工，没有担任任何领导职务，但庞大的家族势力使其不甘于被统治。后来景山支行出现问题给她以可乘之机，她一方面打着维护原信用社人员利益的旗号做他们的代言人，另一方面又要维护自己家族的利益，避免田德金、李亦姝被淘汰掉。朱燕君的到来使得她找到了机会。朱燕君许以全力扶植提拔其出任营业室主任，并努力培养她接替其景山支行行长的位子，包庇隐瞒其堂弟田德金与之在一个支行并同在一个部门工作，避免执行回避制度将其调走而失业的命运（李亦姝就是因为执行回避制度调到其他支行后被末位淘汰）。换取田秀云等人做通原信用社人员的工作支持李革、康杰当上主任，并由田秀云同时干营业室主任和办公室主任的工作，包庇隐瞒李革这个除了开车什么也不会的人腆居在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踏踏实实地做寄生虫主任。在互助互惠作用的驱使下，两人一拍即合，此后几年景山支行就成为朱燕君、田秀云团伙的天下。朱燕君知道无论是总部的人还是景山支行的人，看在她年老的面子上都会让她一马，便倚老卖老，有什么事都是她出头唱白脸，让田秀云躲在暗处唱红脸做些安抚工作，让大家以为她是好人，并在工作中全力扶植、替她开脱责任，这样就能保住田秀云，以免她过早下台，破坏她们美好的未来。

把田秀云从一个普通职工直接提升为主任有一个障碍，那就是宋伟。当时宋伟的能力远在田秀云之上，必须把宋伟打倒，田秀云的主任才能坐得稳。恰在此时我来到了景山支行，使朱燕君看到了机会。她一方面把田秀云调到办公室学习办公室业务，一则避开锋芒，二则为将来同时干营业室和办公室的工作做准备；另一方面怂恿宋伟和我争斗，希望我俩斗得景山支行鸡犬不宁、两败俱伤，好名正言顺地把我们拿掉，让田秀云出来捡个便宜。我及早察觉事情不对退了出来，但宋伟少不更事，以为朱燕君的不断唆使和怂恿是对她的器重，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过火表演，最终被朱燕君无情地抛弃。“挑拨他人争斗，坐收渔人之利”和“用之而后弃之”是朱燕君的一贯作风，到了最后对田秀云也要如此对待。她这么做的目的是要让景山支行职工之间斗的不亦乐乎，相互拆台，你防着我我防着你不能团结起来，为了得到她的支持打击对方而巴结她、顺从她，就不会对她的人构成威胁，就不会去追究象李革这样的人是否有能力当主任，她们就可以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了。她当初让田靖东来当行长助理，就是因为她的人还没上台，需要田靖东帮助管理一下。等到她的人都粉墨登场了，要抓权力了，田靖东就成了多余的人，又把他赶回了稽核部。而崔义进还有利用价值，她的这些新人还要借助崔义进来密切与总部领导的关系，所以就暂且留下。朱燕君、田秀云团伙登台后相互包庇、相互纵容、互助互惠，由她俩调和团伙内部矛盾一致对外，两派关系也逐渐融合。也就出现了在银行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只有信用社才会发生的事情：朱燕君的干儿子，那个扶不起来的阿斗李革，每天开开车、喝喝茶、聊聊天、看看报、睡睡觉，又分房、又入党，活交给田秀云干，毫无顾忌地享受办公室主任的待遇，放心大胆地当他的寄生虫主任；田秀云与当保卫干事的堂弟田德金在同一支行同一部门工作，也丝毫不必担心所谓的回避制度，其团伙成员为他们隐瞒，而其他职工受到朱、田二大杀手锏的恐吓也不敢揭发。到1998年上半年，朱燕君、田秀云已成功地用恐怖手段在景山支行建立起她们的封建家族的恐怖统治。

1997年通过田秀云在北京国讯通信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国讯）的同学的关系，北京商行与北京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移动）谈判代收全球通移动话费。起初北京移动看不上北京商行，在北京商行答应了其所有条件后，才同意让北京商行试试，把代收话费结算户开在了景山支行，并从工行转过来几个亿的存款。这成为田秀云个人的吸存成果。为了维持住北京移动，北京商行全体职工都要努力完成代收话费的工作，景山支行每年都要给北京移动某些人大量好处满足其各种要求，景山支行的职工每个月都要为提出话费单而加班。公家的金钱、全体职工的辛劳汗水无私奉献，换来的只是田秀云的个人利益，她每年都因北京移动的几个亿存款而多得几万元的奖金，仅此一项就远远超过了普通职工的年收入。而其他职工并没有沾上这几个亿存款的光，没增加任何收入，反而因此倒了大霉。加班没有加班费，内勤职工每个月必须完成50个代收话费任务，外勤职工是200个话费任务，完不成就要扣工资、扣奖金。田秀云的奖金也是通过扣我们的工资、奖金得到的。北京移动不仅成为朱燕君、田秀云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借口这几个亿的存款不断地给自己发吸存奖，更重要的是成为她们建立、巩固、发展封建家族恐怖统治的强有力的外部支援和保障。她们正是依靠北京移动发迹的。可以说没有北京移动就没有她们的今天。北京移动的存款使景山支行完成了1997年的任务指标，因此使景山支行获得了总部下拨的大数额的营运资金，从此景山支行开始了更大规模、更大范围的征战，周边中央、北京市、东城区所属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存款滚滚而来，使得景山支行相继完成了这几年的任务，受到总部领导的大力表扬，成为北京商行的先进典型。其他支行的领导纷至沓来，取经参观，学习景山支行搞腐败的先进经验。正所谓一美遮百丑，反而对朱燕君、田秀云建立封建家族的恐怖统治视而不见，甚至认为这种现象是加强内部团结取得成功的根本保障。为了巩固景山支行的发展势头，北京商行总部不仅连三年期满换地任职的规定都免了，而且朱燕君本应在2002年10月退休，北京商行总部也没给她办退休手续，继续让她当景山支行的行长，从客观上帮助了朱燕君、田秀云团伙，使得她们可以踏踏实实地长久盘据在景山支行。

这几年的发展经历深刻地教育了田秀云，使她认识到要想长久地控制景山支行，就必须牢牢抓住北京移动，使之为其所用。通过经常的利益接触，并通过其在北京国讯的同学的撮和，田秀云和北京移动的关系逐渐密切，每当有对其不利的事情发生，就会请求北京移动出面表明对她的支持，挟北京移动以自重摆脱困境。北京移动也愿意与朱燕君、田秀云团伙结成稳定的互惠互助关系，他们之间大量的利益关系让一个熟面孔来操办总是安全些。当朱燕君、田秀云团伙完不成任务时，北京移动就会多转过来些存款帮助她们度过难关；当北京移动想多得点利益时，就说要还贷款必须转走几个亿的存款，朱燕君、田秀云心领神会马上就去慰问一下。这几年双方存款和利益的平衡木玩的还不错，朱燕君、田秀云团伙得到了生存和发展，北京移动也心满意足。当然从中获益最大的是田秀云，外依北京移动站稳脚跟，内联朱燕君团伙扩大影响，田秀云在北京商行内部四处活动，广泛联络总部和各支行的权力人物，稳步发展自己的势力，安排自己人控制住景山支行各个关键岗位，扶植、包庇、放纵他们，使用各种手段维护本团伙的利益，俨然成了景山支行不可或缺的大姐大。

1998年初，朱燕君把我从储蓄组调到了清算组，让当时还未转正的大学生史馨宇负责储蓄工作，再次导演了一场在银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从行长朱燕君、营业室主任田秀云到出纳储蓄组组长王玉霞这些所谓的管理人员都没干过储蓄工作，怎么对储蓄工作进行有效管理。首先，田秀云只干过会计工作，王玉霞只干过出纳工作，她们不可能出任营业室主任和出纳储蓄组组长。其次，银行制度规定不能由未转正职工单独负责一项工作。第三，从行长到具体负责的职工这一条线的人员都没干过储蓄，不能对工作真正负责。这种组合是不可想象的。但这种对工作极不负责的组合在朱燕君、田秀云封建家族的统治下又确实发生了。朱燕君的这种工作安排自有她的用意，对外宣称是要好好锻炼培养她，真实目的是把我整趴下后就要开始收拾史馨宇了。

史馨宇是1997年从首都经贸大学国际金融专业毕业的大学本科生，英语达到大学六级水平，是此后几年景山支行学历和英语水平最高者。而朱燕君、田秀云等原信用社人员对大学生有一种“刻骨铭心”的仇恨。其一、大部分原信用社人员甚至大部分银行业职工及其子女都没上过大学，他们对大学生活有一种渴望而不可求的感觉，对大学生是即羡慕又自卑进而又仇视，所以“吃不着葡萄说葡萄是酸的”，将以前“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论调改成了“知识越多越没用”，不敢用大学生的优点与他们的缺点比较，而是用大学生刚参加工作表现出来的不足与他们工作了几年、几十年才掌握的一点点技能相比较，编造出了“大学无用论”、“大学生不如中专生”等奇谈怪论，在银行业内部千方百计抵毁排斥大学生，抬高他们自己的身价。按照他们的意见中国就应该节省经费取缔大学，全民普及中专教育，就足以满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需求了。其二、银行业用高学历者替代低学历者是银行业进步的趋势，而目前在银行业占统治地位的低学历者惧怕被淘汰出局，他们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而联合起来，一方面对大学生采取不接收不让大学生进入银行，对已进入的大学生则降低他们的能力，不全面培养大学生，制定了过高的业务技能考核标准，把他们的时间全部消耗在练习打算盘、手工点钞等简单手工劳动上，几年下来大学生的先进性就荡然无存了，无法同他们自己人竞争，并通过各种方法迫使大学生“自愿”离开银行；另一方面努力培养自己人，为他们全面学习业务提高能力创造条件，为他们获得更高学历争取时间，企图造成在银行业进行全面改造时除了他们自己人外无人可用而不得不继续使用他们的罪恶目的。

我调到清算组后，就没人再教史馨宇储蓄业务了。她的各位领导又都没干过储蓄工作，不能给她什么帮助，所以她只能自己摸索着干焉有不出错的。史馨宇胆战心惊、磕磕碰碰地竭尽全力维持储蓄工作，但最终还是挺不住出现了差错。1999年春节前朱燕君检查储蓄重要空白凭证，发现活期存折一个月前就因记帐错误导致帐实不符，就以此为借口开始了对史馨宇“残酷”的惩罚。其实这个差错发生后，朱燕君检查之前，营业室主任田秀云、帐务组组长宋伟、出纳储蓄组组长王玉霞都各自检查了储蓄库，都没发现这个问题。但朱燕君没对她们进行处罚，把全部火力都集中到了史馨宇身上。令其下岗三个月，做出书面检查，写了一遍打回去，再写一遍再打回去，一直写了七、八遍才算通过。在大会小会上不断批判她，以此作为“大学无用论”和“大学生不如中专生”的实例。并对史馨宇进行了多次“帮助教育”，每次都“感动”得她痛哭流涕。直到史馨宇“痛心疾首”地认识到自己所犯“罪行”的严重性，“心服口服”地承认自己的能力远不如中专生，表示要谦虚地向高中生中专生学习，绝对服从他们的领导，这才罢手。事后大家评说这件事情都认为朱燕君、田秀云做出这种不负责任的工作安排是导致出现差错的主要原因，这种工作安排早就该出事了，因此朱、田二人应付主要责任，并对朱燕君的处理方式不能理解。史馨宇在工作中已付出了全力，也正因为她付出了全力，才使这种早就该发生的事情能拖到她独自负责储蓄工作近一年后发生，已经很不容易了，朱燕君也深知其中道理，可以说这一切都在她掌握之中，她要的就是这个结果，好借此把史馨宇整趴下，免是她自以为了不起产生非份之想。史馨宇又经过几年艰苦的“魔练”之后，终于于2001年5月自愿辞职去了民生银行，当时她和北京商行签定的五年期协议尚未到期，她必须赔付北京商行几千元钱。她后来说民生银行与北京商行有天壤之别，她宁愿付出这几千元的代价也要逃离北京商行这个魔窟，她再也不愿回想起在北京商行那四年恶梦般的日子了。2002年崔义进评说这件事时，虽然仍然坚持认为他们当年全部决策的正确性，但也不得不承认对待史馨宇太过分了。

有了史馨宇的前例，在对待董莉的事情上大家就见怪不怪了。董莉是1999年分配来的北京海淀走读大学会计系的大专生，她也同样被朱燕君好好“魔练了魔练”。朱燕君对待史馨宇和董莉的观点很奇特，她说你们大学生水平应该比中专生高，所以不需要他们教你们，你们完全可以自己学会银行业务。我在银行工作了整整九年，仅听到朱燕君一人发表过这种奇谈怪论。董莉没有任何实际经验，甚至对银行连一点感性认识都没有，用她的话说到银行工作之前就没进过银行，在这种情况下朱燕君就让她单人临柜上岗工作，没有指定任何人帮带她，有问题就问旁边的人，企图让她重蹈史馨宇的覆辙。董莉工作中出点什么问题、打算盘点钞不快、业务知识考试成绩不好，都成了朱燕君在大会小会上批判的内容。尤其是她在发表“你们大学生凭什么出错，你们大学生就不应该出错”时的丑恶嘴脸好象要把所有的大学生都吃掉似的。最意想不到的是她对在北京商行总部组织的全行业务知识考试中作弊的几个人非但不处罚，反而大加褒奖，又涨工资又分房，董莉坚决不作弊，但因为没有实践、没有学到多少业务，结果没有考好，她的低分使朱燕君大感没面子而无情地惩罚她：被推迟半年转正、转正后工资定为全景山支行最低、被长期的严厉斥责。这不仅使人质疑景山支行党支部到底是在用什么思想治理景山支行，想要带出一支什么样的队伍。

朱燕君、田秀云团伙控制景山支行后，景山支行就成了她们的家族企业，她们按照自己的意志随意用家法统治景山支行，把景山支行作为她们全面谋取个人和团伙利益的工具。

朱燕君、田秀云团伙几年来完全占有了景山支行所有主任组长和其他高薪岗位，分配给自己人，阻止其他人与之竞争，甚至阻止正常的轮岗。她们的贯用手段是先内定谁当什么官，然后在支行大会上公布她们设置了什么官位，由谁来当，用意很明确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决定了，其他人就不要争了，别给她们的工作添乱。再让这个人写一份竞岗报告，在支行大会上宣读一下，自己跟自己竞争一下，就算竞岗成功了。其他人事先根本不知道设置了什么官位怎么去竞争？朱燕君说过她只用田秀云、李革、康杰、牛昱，不需要其他人（指主任一级）。田秀云说过我们信用社的人再不好，在我眼里也是好的，我也只用他们。所以她不住嘴地夸她们信用社的人好，从来不说其他人好。史馨宇说：“我在景山支行四年，田秀云从来没说过我一句好。”所谓的竞争上岗只不过是她们团伙内部的利益调整，所以拒绝外人参加。朱燕君不仅拒绝了我竞聘办公室的工作，以免给李革造成威胁，而且每年底一到竞岗工作开始时就找我谈话，说王玉霞、智雪霞年纪大了，工作了一辈子不容易，现在好不容易挣得多了一点又没几年干头了，你们这些年轻人应该多替她们着想多让着她们一点。意思很明确，就是不让我们同她们竞争。等到王玉霞、智雪霞内退了，朱燕君、田秀云马上内定了王安毅为营业室主任助理。朱燕君又找我谈话说我知道王安毅有很多缺点，又懒又散漫，但我们实在选不出其他人了，只好矬子里面拔将军，更何况他是营业室里岁数最大的。营业室里岁数最大的是我，工作经验经历最丰富的也是我，但朱燕君、田秀云的目光只停留在她们的封建家族上，一切从本团伙利益出发，看不见外面更广阔的世界。景山支行很多职工都要求轮岗，从出纳储蓄换到会计、帐务，从外勤换到内勤，希望能全面学习业务，提高自己的能力。但大数人都不能如愿以偿，原因就在于田秀云坚决反对，她把她的紧密团伙成员霍靖、张燕峥、赵晓静、王安毅等安排在帐务和清算岗长达四、五年直至现在，就是要让他们占据高薪岗位，全面掌握业务增强竞争力，更好地维护本团伙的利益。朱燕君从维护她和田秀云的关系出发不得不妥协说田秀云不同意我也没办法。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朱燕君、田秀云相互勾结的基础：田秀云和李革的营业室主任和办公室主任之间的关系。营业室主任和办公室主任是不相容的两类职务，北京商行总部要求营业室主任在营业室办公，随时处理营业室出现的各种事情，比如大额现金支取的支票审核签章等营业室的日常工作。从景山支行来讲，营业室在一、二层，办公室在三层。田秀云从1998年当上营业室主任后就一直替李革干办公室主任的活，办公地点也在三楼，很少到营业室去，就连大额取现支票审核签章也是把她的章扔在营业室谁爱盖谁盖。这几年景山支行营业室事故不断，虽然有朱燕君、田秀云业务管理能力低、刻意安排挑拨他人争斗的原因，但根本原因还在于营业室主任空岗，营业室缺乏管理，各项规章制度不能有效贯彻执行。2000年底，李革住院不能参加所谓的竞岗工作，朱燕君为了防止办公室主任的位子流失竟让田秀云身兼二职，出任营业室主任兼办公室主任，替李革守着办公室主任的肥差。她们宁可影响工作，也绝不能让外人占据任何有利职位。2001年朱燕君为了保住病假时间比出勤时间还多的李革的饭碗和高薪，玩弄手段逼我替李革失业，又将其任命为办公室主任助理，对外仍然宣称是办公室主任。让能干的替不能干的失业，能干的挣的比不能干的少，还要受其管制，这种事情只有在封建家族企业才会发生。2002年崔义进评说李革的问题时说的话就能很好地反映出他们的心态：“李革给朱燕君开车早出晚归，他付出了，他就应该入党，就应该分房，就应该当主任。田秀云身兼二职替他干活、替他守着办公室主任的位子也完全正确，这个主任的位子就是李革的，谁也不能同他争。”看来根据景山支行党支部的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应该立即下达命令，命令全国所有早出晚归的司机同志们全部入党、全部分房、全部都当主任，以后所有企事业单位的办公室主任都由司机担任。崔义进还拿我和李革做比较，说李革比我有奉献精神，李革连本职工作都不干他奉献什么了？他奉献的可能真的只有精神，没有实在的东西。在他们眼里他们的人干一丁点活就是贡献，我们干多少活都是混饭吃。他们的人干不干都一样，照样升官、入党、拿高薪；我们干不干也一样，照样什么都得不到。最可笑的是他们占有了一切还厚颜无耻地要求大家开动一切关系、占用一切时间、尽一切努力为景山支行做贡献，厚颜无耻地宣扬只有付出才有收获。他们的脸皮比任何一处城墙拐弯都厚。我们无论付出什么得到的只不过是一份低廉的工作，他们却可以无偿占有我们的劳动成果来巩固他们封建家族的恐怖统治，长久占据景山支行，更好地保障自己人的利益，分更多的钱、当更大的官、做更美的梦。他们使用各种手段“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但有李革这个活例摆在眼前，大家看的都很清楚，无论怎么拼命干在景山支行都不会有前途，都是在被他们剥削，干的越多被剥削的也就越多，所以大家的积极性始终调动不起来。

1997年，我、史馨宇、李革先后来到景山支行，又先后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其实我在总部时就已提交了入党申请书）。199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办公室看到了景山支行党支部上报给北京商行总部党委的计划，将李革列为入党发展对象，我和史馨宇只不过是陪玩的。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史馨宇，我俩都非常气愤，我们在她们的全力打压下依然毫无怨言地努力工作，依然得不到她们的任何认同，在她们看来除了干活我们没资格参与其他任何事情。而朱燕君的干儿子李革占着办公室主任的位子不干办公室主任的活，还敢用下岗失业威胁别人的寄生虫，竟然也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知道是“优秀的”北京市商业银行党委出了问题，还是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出了问题，才会让李革这种连本职工作都不能胜任、都不干的人混进了党组织，中国共产党要李革这个寄生虫有什么用？他能起到什么表率作用？我们也弄不懂朱燕君、田秀云她们家的党支部的“三个代表”都代表些什么，她们的先进性体现在哪，她们每个党员扛的是面什么旗帜。唯一能弄懂的就是按照“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规律，就可以判断出她们家的党支部都要什么样的人了。当时我已经彻底认清了她们的丑恶嘴脸和根本目的，所以明确拒绝加入她们家的党支部。我宁可晚几年加入我想加入的中国共产党，也绝不投机取巧让一些市侩作我的入党介绍人，成为一生的耻辱。史馨宇不敢说什么，但最终也没被她们接受。“优秀的”景山支行党支部在吸收了李革之后就完成了它的使命，以后再也没有吸收其他人加入。

1998年5月，北京商行第一次分房，朱燕君、崔义进的房子由总部分给，景山支行分得两套。朱燕君没有制定任何评比标准，也没进行任何评比，就指定分给了李革和田秀云。当时大家认为有资格分得这两套房子的是田秀云和牛昱，她俩都为景山支行的存款工作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应该分得住房。但朱燕君有她自己的小算盘，她把李革调到景山支行就是要让他当官、入党、分房，享受在前门支行永远也享受不到的待遇，千方百计让自家人先发家致富，怎能让肥水流入外人田呢？经过近一年的磨合，景山支行的职工都已惧怕她的扣工资、下岗、失业的朱式三板斧，所以没人敢对她的决定提出异议。牛昱虽然有不满情绪也只能忍气吞声不敢说什么，她直到2000年才分到房子。分房后他们立即对他们的新房和景山支行进行装修。景山支行是在1997年10月迁入刚建成并装修好的新址的，才几个月就又装修引起了大家的怀疑，就连田秀云的堂弟田德金都说这里面有问题。2000年景山支行再次分房，他们同样同时对新房和景山支行进行装修。2001年又一次装修景山支行，同样这时他们的团伙成员也有人给自己家装修。接连三次公私装修，而且时间上完全吻合，看来有必要查清二者之间是否存在“你必须给我这么做，我才让你那么做”的因果关系。景山支行从朱燕君丈夫的公司买了一套条屏显示系统，很简单的东西价格却很昂贵，大家都认为不值而议论纷纷，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很有可能都被利益同盟者给掩盖起来了。

朱燕君、田秀云不遗余力地培养、扶植团伙成员，全面提升他们的业务能力，提高他们的待遇，安排他们占据关键岗位来帮助她们牢牢地控制景山支行，巩固其封建家族的统治。不择手段地压制、排挤其他职工，使之不会对自己人构成威胁，甚至在必要时冲当自己人的牺牲品。北京商行总部规定营业室各岗位尤其是帐务组的职工应定期轮岗，一则能使职工全面学习业务，二则能预防职务犯罪和舞弊。而朱燕君、田秀云只对其他几个职工执行这一规定，对她们的团伙成员则坚决不理会这一条。田秀云的人大多数是财经学校的中专生，朱燕君、田秀云二人对他们悉心培养，经常让他们参加全行性的培训、会议，甚至送到外地学习。几年来霍靖、张燕峥、赵晓静一直在帐务组，王安毅一直在清算组，让他们学习如何全面控制营业室的业务，禁止其他人与之轮换，造成无人可以替换他们的局面，而长久地保住他们的饭碗。对于我们则不予培养，用她们的话说：你们可以在岗位上学习业务嘛。并让我们在风险大、待遇低、业务不全面的前台岗位上换来换去，美其名曰是锻炼我们，但业务最全面的帐务组却坚决不让我们涉足。这几年北京商行的业务系统处在缺乏创新的低水平重复折腾状态上，改来改去让人无所适从，几个月不接触某项业务就又得重新学习新制定的规章制度。她们让我们不停地换来换去的目的，一是要以实际行动表明确实让我们轮岗了，以应付总部的检查；二是让我们一直处在低水平的重复上，几年下来就会前台那几样工作，而且每项工作中间都有几个间断点，使我们不能全面掌握这些业务的发展脉络。我们是越干能力越低（相对她们的人而言），业务刚熟了一些就又被换走了，我们在某一岗位的业务能力永远也赶不上她们的人，竞岗时就不会对其构成威胁；三是无论换到哪都处在她们的人的领导之下，迫使我们习惯被中专生领导，迫使我们年复一年地向中专生学习业务，使我们的能力永远处在中专生之下，习惯中专生当我们的老师，从精神上羞辱我们，企盼我们不堪羞辱自愿走人。她们的人在高薪关键岗位上几年雷打不动，甚至在张燕峥、赵晓静明确了恋爱关系之后也不将他俩从帐务组分开，毫不理会回避制度。她们坚决要占据关键岗位的目的除了长久维护本团伙的既得利益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朱燕君、田秀云有很多不可告人的小秘密，相关的帐务处理全部由田秀云、霍靖二人处理，严防他人知晓。比如景山支行2000年年中总结会议是在一个度假村开的，这笔帐报销后又在一个大家都没去的地方开了个年中总结会议再次报帐等等。这也是银行做不到行务公开的原因，领导同志的小秘密太多没法公开嘛。

朱燕君、田秀云还在其他方面为其团伙成员营造宽松的环境，扶植他们全面发展。景山支行有很多职工参加自考和夜大的学习，大多数人都不影响工作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就是在频繁的星期六、日加班的情况下，宁可耽误一次上课也要保证出勤，学习进度不得不一拖再拖。朱燕君、田秀云为了加快其团伙成员的成长，采取双重标准安排工作，对其团伙成员进行扶植，对其他人进行打压。一方面要求大家学习不能影响工作，一方面又为田秀云等人大开方便之门。田秀云上夜大期间就从没给她安排过星期六、日的加班，平时下班时间一到就走人，从不管结完帐没有、大家是不是还要加班。帐务组的宋伟、霍靖工作量不足，那点工作量只需半个工作日就能完成，几年来一直是“半工半读”，一边工作一边看书学习。王安毅、赵晓静等人都可以在柜台上看书学习。但只要我把书拿出来看，朱燕君就会打电话下来，让别人告诉我不许我在柜台上看书，而与此同时其他人看书她却不加制止，甚至接电话的人当时也在看书，传达完领导的旨意后继续看他的书都没事。花几十万安装的监控设备就是用来监视我一个人的，只要我一看书、一动弹，她就会打电话到别人桌上：“告诉郑然老实呆着”，所以我只能象木头一样呆着，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在不断进步，而我却在不断退步。我老老实实坐着，朱燕君又不满意了：这个人怎么一点也不活泼呢？简直就是呆若木鸡！她这种整我的手法已经成了景山人嘲弄我的笑柄。这几年景山支行的一些职工学会了开车，大家都要求开单位的车练一下手，朱燕君都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使他们练熟了车技，田秀云还违反总部的规定将单位的车开回家私用。而我请求练练车时，朱燕君却象防贼一样说：“这是公家财产，不能交给你。”在她们眼里非其族类根本就不是来建设北京商行的，都是来抢夺她们封建家族财产的贼！

朱燕君、田秀云把工资、奖金的评定标准制定的有利于她们及其团伙成员。制定工资标准时，朱、田二人在小屋里一密谋就定下了谁干什么工作、谁拿多少工资、吸存任务是多少，完全抛开了职代会、工会和职工个人（也可以说没抛开职代全和工会，田秀云是职工代表，李革是工会主席，他们做出的决定无论是在家里做出的还是在单位做出的结果都一样，与会者都是他们家的那几个人），把她们的团伙成员安排在有利岗位评定为高工资。比如各行都认为前台综合柜员是高风险高工作量岗位而给定高工资，后台岗位定的工资低。朱燕君、田秀云为了给自己人定高薪偏说前台岗位是低能力、低风险的岗位而定低工资，帐务组是高能力、高风险岗位而定高工资。所以给这几年雷打不动占据帐务组的霍靖、张燕峥、赵晓静定的工资奇高，吸存任务定的奇低。李革都不能正常工作了，工资也定的奇高。2000年史馨宇参加总部组织的大学生座谈会时才知道本科生有个最低工资线，她当时的工资比这个最低线还低，回来后要求涨工资，朱燕君只按标准涨了基本工资，津贴还是扣下一部分不给涨。她可从不这样对待中专生。奖金的评定标准不按岗位分别制定，而是全支行统一。这样一来营业室前台柜员业务差错多而打分低，其他岗位业务差错少或根本就没有发生差错的可能而打分高。奖金是综合工资级别、完成的吸存任务和各项评比打分而来，她们绞尽脑汁做出这些安排就能保证其团伙成员既干低风险的工作，又能拿到高工资和高奖金，保障其封建家族获取最大利益。

朱燕君、田秀云利用其封建家族的恐怖统治用家法治理景山支行，欺下瞒上，肆无忌惮的侵犯职工的合法权益。

最典型的就是所谓的民主评比。她们给职工编号，当进行不记名评比打分时写上各自的编号，对号入座就知道谁给谁打了多少分。每次打分田秀云、李革等人都要游说大家，要大家揣摩领导同志的心意，给有职务的人或其他领导看中的人打高分，尤其是给李革打高分。所以打满分者比比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种不记名打分不打高分的后果是什么，谁也不敢拿自己的饭碗赌气。每次打完分朱燕君等都乐得合不拢嘴，一再批评大家：不要这样嘛，要实事求是嘛。给李革他们打高分，她就可以拿给总部看，以此来证明李革他们工作多么出色，多么受职工认同，她选他们当主任组长多么正确。她们自己人的分高就可以多分奖金，在分房、末位淘汰等诸多方面都占便宜。对于打分低的，朱燕君要个别谈话，问一问为什么打分低，然后告诉对方谁给你打分低，有目的地挑唆双方争斗，好坐收渔人之利。1999年底，北京市金融工委下发了一份问卷调查，特别明确不记名，并且最后一项征求意见建议题目可以在网上回答。而朱燕君依旧记上编号，不过这次是用铅笔写上的，一份一份看完再把编号涂去。有几个职工表示最后一项要在网上回答，也被其勒令必须在问卷上回答，否则不许回家。看你们谁敢有意见向上面反映。北京商行有个商行报，鼓励全体职工积极自由投稿，并且不限内容形式，就是要起到联系上下的作用。但朱燕君严令景山支行职工的稿件必须经由她审核同意后才能投稿，其目的就是严防对其封建家族统治不利的意见建议反映上去。用她的话说就是：你们不要乱说话。否则后果自付噢。

我刚到景山支行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参加每星期一晚上的行务会（行长、主任、组长参加的决定行内事务的小会）。每次都是朱燕君先抛出她的目的，然后所谓地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反对也不敢说，朱燕君就说你们做决定，同意就回家，否则你们就继续讨论，直到做出决定为止。大家就提出反对意见，朱燕君就坚持己见，反驳大家的意见；大家再反对，她就再反驳；……，每次会议都要耗几个小时。几次下来大家终于明白她的用意是要把她个人的目的说成是我们大家共同做出的决定，以此来证明这是经过民主表决一致通过的，其实就是把她个人的意志强加给景山支行。明白了这一点大家知道反对也没用，只有同意才能散会，才能回家，所以也就没人再反对了。后来开会时间大大缩短。其实根本就用不着浪费大家的时间开这种强奸民意的会，朱燕君、田秀云在家里决定就行了。

朱燕君、田秀云违反人民银行的规定，给每个职工分派吸收存款和代收电话费的任务，并随意制定每个人的任务数和完不成任务时扣工资资金的标准。大家为了完成这些强加的任务，自己花钱请客户，用自己的钱替客户代垫话费，占用了大量的个人资金和休息时间。这些都严重损害了职工的权益。而朱燕君的任务指标分解给了职工，她不是想方设法自己出去找存款，而是想方设法逼着职工去找存款完成全支行的任务来保住她的行长位子。对此崔义进有过评论：我们领导不用干活，我们的工作就是给你们分派工作，你们的活干好了我们的活也就干好了。其实对于银行这种规章制度非常严格的企业来讲，根本就不需要那些拿着高薪的行长，各个岗位的职工按照规章制度操作完全可以做好工作，这样就可以节省高昂的行长人工成本，还可以省得行长们犯罪带来各种负面影响。田秀云则占有公家花钱维持的北京移动，用不着花自己的钱，每年还稳拿全工资和吸存奖。她俩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职工的痛苦之上，几年来不顾别人的死活，非常坦然地过着自己的幸福生活。她们为了占尽职工的利益，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甚至连总部下拨的过节费都要按工资级别发放，这样她们的工资级别高就以可以多分钱。她们的行为充分体现了穷了几十年的小市民不择手段贪图便宜时表现出来的贪婪样儿。

朱燕君、田秀云都是干会计工作出身，打心眼儿里就鄙视储蓄工作。在工作中采取双重标准，极力抬高会计人员的身价，贬低储蓄人员。储蓄岗位定的人员少工资低，这几年业务量极剧增长，她们还延长储蓄人员的工作时间，使储蓄人员每天比其他岗位的职工多工作一个多小时，既不给加班费也不给倒休。储蓄人员有意见，她们却说：我这就是这么定的，你不愿干可以竞争别的岗位。景山支行的竞争早就被她们消灭了，谁干什么完全由她俩指定。她们这话的意思是要加班费、倒休没有，你不愿干可以走人嘛。储蓄实行365天营业，星期六、日和法定节日大家要轮流上班开门营业。刚开始还给加班费，后来加班费变成了值班费。值班费远低于加班费，虽然后来又涨了点，但怎么算也比加班费少。朱燕君、田秀云也不给倒休，美其名曰这是大家在给北京商行做贡献，只不过这种贡献她俩不做。

五层楼的景山支行只有三名保安，人手不够安保工作捉襟见肘。他们三个只能连轴转，又站岗押运，又帮厨打扫厕所，吃住都在行里无所不干。给的钱少干的活又多，几乎没有业余时间，他们也有意见。朱燕君说：我没钱多雇保安，也没钱给你们涨工资。而景山支行的小汽车够用，前几年还有一辆车常年借给北京移动的某人使用，但朱燕君觉得这些车都配不上她这位小小的景山支行的大行长，又每月花几千元钱租了一辆本田佳美只给自己用。景山支行是中央空调取暖，但制暖不足，尤其是一楼必没有暖风强不了多少，每年冬天我们的手指头都快冻僵了，工作速度也大幅度降低，景山支行的领导不解决职工的取暖问题，却给自己的办公室装上了壁挂式空调解决自己的取暖降温问题。有钱留着给自己使，装点自己的门面，也绝不加强安全措施，也绝不给我们加班费，也绝不改善职工的工作条件。这就是北京商行的领导干部“大公无私、勤俭奉公”的高尚行为。

朱燕君、田秀云严重违反银行业最重要的规定，强令柜台人员将自己的操作密码交由她们掌握，随意拆封他人的现金包，甚至阻止柜员签封自己的现金包、锁自己的现金柜。她们把工作安排成允许他人使用别人的操作员号和现金包上岗工作，有时甚至是在对方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这么做。我在银行工作整整九年，仅在景山支行见过这种极不负责的制度。这也给某些宵小之徒以可乘之机，2001年底就二次有人私拆我的现金包用假币换走真币。这种情况我也仅在景山支行这个挂羊头卖狗肉，挂着银行的牌子实际上还实行信用社封建家族统治的地方遇见过。

朱燕君、田秀云团伙在处罚的执行尺度上也是宽以待己、严以律人。我、史馨宇、董莉等人犯一点儿小错就揪住不放狠狠地罚，下岗三个月、推迟转正半年，张口就来一点也不犹豫。张燕峥在营业室里当着顾客和总部核算中心几个人的面破口大骂、挥舞着算盘要打人，这种在任何一家银行都是开除的行为，在景山支行只不过是下岗一个月。田秀云等这些负责人更是什么责任也不负，他们但凡负一次责任也就没有他们的今天了。她们这么做有着深层次的用意，对我们处罚重、扣我们的工资多，年底评比打分就低、排名就靠后，我们就不能同她们的人公平竞争，也有利于利用末位淘汰把我们除掉，更好地保护自己人，当然我们的工资奖金扣的多她们就能有更多的钱分给自己人。她们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她们和职工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一定量的资金职工得到的越多，朱燕君、田秀云所能随意支配挥霍的就越少，所以为了满足她们封建家族的利益，她们必然要节省职工的利益，并巧立名目尽可能多地从已经分配给职工的工资奖金中再创收出一部分利益，进行有利于她们团伙的再分配，给自己人既节支又开源，想尽一切办法多获取经济利益。

2000年底，随着崔义进调走，李革住院，王玉霞、智雪霞等四个四十岁以上的老职工内退，田秀云内定为营业室主任兼办公室主任，王安毅被内定为营业室主任助理，田秀云团伙已完全控制了营业室和办公室，景山支行的斗争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权势的天秤开始向田秀云团伙倾斜。田秀云团伙的气焰日渐器张，行事越发狂妄，就连朱燕君想要做出什么决定也必须征得田秀云的同意，否则田秀云团伙就敢抵制她。朱燕君感到田秀云团伙越来越脱离她的控制，当初设计好的美好未来开始充满了变数。朱燕君为退休前权力的丧失而感到恐惧，为本团伙成员的未来命运而担忧，尤其是李革的命运，存在着田秀云彻底抛弃李革而与我联合的巨大可能。忧心重重的朱燕君为了安排好后事又要开始玩花招了。

崔义进一走田秀云成了景山支行的二把手，最高兴的莫过于帐务组的霍靖、张燕峥、赵晓静等这些中专生了。他们的后台田秀云、王安毅大权在握，平时从心理上、行为上压制着他们的王玉霞、智雪霞等老职工也滚蛋回家了。推翻了三座大山又掌握了权力，一举获得了彻底的解放，从被压迫者变成了压迫者。这种外部环境和心理上的剧烈变化使他们无知和幼小的心灵无法承受，马上就表现出思想上的嚣张和行事的狂妄，一副只有他们管别人没人能管得了他们的狂妄样。霍靖敢把我给她的凭证扔回来，扔的满桌子满地都是，头也不回就走了。张燕峥更狂，以前还只是小声嘟囔着骂人，现在只要不满意随时随地张口就骂。赵晓静看着心爱的人年纪轻轻就敢狂成这样儿，对未来充满了无尽的幻想而成天荡漾着幸福的笑容，乐的嘴都合不上。景山支行的营业室成了他们的玩乐场，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无人敢说他们也无人去管他们，田秀云、王安毅这些所谓的管理人员都视而不见，甚至还夸赞他们、和他们一起玩玩。他们的嚣张气焰、狂妄行为大部分是针对我的，早已令我忍无可忍。2001年2月在进行2000年度的评比打分时，我给他们的相关项目打了低分。

几天之后，即2月16日，朱燕君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问我为什么给他们打分低，并告诉我她决定把我调到帐务组与张燕峥调换岗位。我回来后吕静、史馨宇马上就追问我是什么事，在她俩一再追问下我告诉她们是和张燕峥换岗。她俩马上飞跑到帐务组汇报，我隐隐听到霍靖他们在商量我给他们打分低怎么对付我。2月19日星期一下午2点多，我到帐务组抄总帐帐卡，正好坐在张燕峥的对面。张燕峥说我给他们扎针，凭什么给他们打分低。我说我是根据实际情况打的分。张燕峥说给他们打分低小心在景山支行没好下场。我说有什么本事尽管使出来，我不怕你们。突然间张燕峥举起算盘向我砸来，我和他之间隔着两张桌子，他没砸着，砸在了桌子上，紧接着就破口大骂，挥舞着算盘冲过来还要打。这时王安毅、庄浩结过来把他拦住，他的嘴里依然不停地骂着，各种污言秽语蓬勃而出，骂了足有四、五分钟。当时我感到很莫名其妙，一愣之下没醒过神来，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们商量的方法竟然是在公开场合用暴力对付我，想不到这年月还有银行职工还敢狂得在柜台上打人骂人，而且给他们打分低也不致于如此吧。我马上醒过神来，瞬间回想起这几个月来张燕峥的狂态，他骂我让我听见的已经是第三次了。我勃然大怒，腾地站了起来就想过去捧他，要打起来张燕峥不是我的对手。但顷刻之间我就冷静下来，想到我是打天下的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后代，我是上过大学受过国家几十年教育、受到共产党和军队几十年影响有修养的人，我是为了北京商行的现代化建设才从工行过来的，我是从总部下来加强景山支行力量的人，我怎么能把我自己降低到象他们这种地痞流氓的水平呢？更何况当时柜台上有客户，柜台里面有总部核算中心的张毅杰、路春晓和朱燕君的二女儿李萱三人，我不仅要注意我的形象，我更得维护景山支行、北京商行的形象，我不能让客户、总部的人看笑话，以为北京商行、景山支行的人都跟一群流氓一样在柜台上打驾骂人，我也不能让朱燕君、田秀云之流找到借口诬陷我，说总部下来的郑然在景山支行仗势欺人打人骂人（这也是我在景山支行一直保持克制忍让态度的原因）。想到这些我就强压怒火慢慢坐下，抄完帐卡回到我的岗位。整个过程我一言未发，也没有任何要打架的举动。

下午朱燕君回来后我把这件事向她作了汇报，并与她还有牛昱、田德金等人一同看了录像，录像画面声音都很清晰，朱燕君当时看上去很气愤，下班后把主任组长和当时在场的几个人都留下来开会。朱燕君首先问田秀云发生了什么事，田秀云说她下午不在不知道。又问王安毅、庄浩结、霍靖（王安毅当时已内定为营业室主任助理，庄浩结、霍靖是上一任的组长）下午二楼营业室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说什么事也没发生。朱燕君又问张燕峥、赵晓静，他俩也说什么事也没发生。然后朱燕君就火山喷发喽……，大骂张燕峥说他对不起她，他受到的培养最多，还送到外地培训，常年安排在帐务组工作禁止别人与其轮岗，犯各种过错对他都是轻拿轻放，各种印章都交给他保管足见对他的信任，到头来做出这种事情，人证物证俱在竟然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不认帐，一点面子也不给她留，枉自辜负了她的栽培。接着就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做，霍靖、张燕峥、赵晓静七嘴八舌地说我给他们打分低、向领导揭发他们考试作弊等等对我的不满之处。朱燕君问：“什么作弊，郑然没跟我说过，这是怎么回事？”我解释说上年底总部组织的业务考试我坐在霍靖和张燕峥的后面，看见他俩对答案，回来大家谈论的时候我随便说了一句，并没跟其他人说过。现在到是他们自己在领导面前揭发自己了。朱燕君听罢说了一句话，听得我是目瞪口呆：“这事郑然确实没跟我说过，是你们乱猜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不就是作弊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咱们行某某作弊，卷子都被当场抄走了，回来承认错误不也没事了嘛，不也照样涨工资分房子嘛。这年头天天考试，谁不作弊，谁不作弊能过去。”霍靖她们连连称是，紧崩的神经马上就放松了下来，脸上露出了会意的笑容。我从没听见过哪一级的领导干部、哪一个共产党人敢说出这番言论。有了这句话就能弄明白李革的问题了。李革当了三、四年的办公室主任也拿不起来办公室主任的工作，全部交由田秀云和另一个办公室文员代劳。每年支行、总部组织的岗位考核时，大家都紧张地学习考试材料，唯独李革这个什么也不会的人，却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背，竟然一考就能通过。这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假定在没有作弊的前提下，北京商行的办公室主任考核只考汽车驾驶技术他才能过关。现在有了朱燕君的解释我们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然后朱燕君就问：“你们说这件事怎么处理？”霍靖、赵晓静马上说：“谁要敢开除张燕峥，我们就集体辞职。”朱燕君就顺水推舟，让张燕峥停职，把工作交给庄浩结。在他们移交工作的时候正好我也在二楼，张燕峥又扑上来要打我，嘴里依旧骂骂咧咧的，并威胁说他要是被北京商行处理了就要了我的命。言外之意是警告我不要向总部反映这件事。这次田秀云可在场，她非但不拦着，后来也没向朱燕君汇报，反而眼看着自己团伙的人越来越厉害乐得很开心。

庄浩结接替张燕峥的工作干起活来磨磨蹭蹭，尤其是下班结帐的时候，总是和霍靖、赵晓静、王安毅一起上演慢动作，在那聊天打闹拖到六、七点钟也结不完帐。拖得大家都忍受不了了，朱燕君就让张燕峥过去帮助结帐，这才能很快结完帐回家。一连十几天如此，朱燕君就找我说：“你看咱们景山支行离不开张燕峥吧，离开他咱们都结不了帐、回不了家，为了景山支行着想你还得原谅他们，还得让他在帐务组干。看来你们之间是没办法换岗了，田秀云他们不同意我也没办法。”这就是田秀云安排她的人常年占据帐务组等关键岗位的目的，造成谁也无法替代他们的局面，在关键时候显示力量，谁也奈何不了他们，他们也就不会失业了。

朱燕君、田秀云安排霍靖、张燕峥、赵晓静向我道歉，我说你们这几天的表现没有一点悔过的意思，你不是威胁要我的命吗，那咱们就斗斗看，虽然你们人多我也不怕你们。这回田秀云不干了，拼命地拉住我不让我走，非要找朱燕君评理。朱燕君问怎么回事，我说他们威胁要我的命，我不能在他们的威逼下接受所谓的道歉。朱燕君问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的这话，有谁在场。我说是事发当天晚上在二楼交接工作时说的，包括田秀云在内当天晚上所有留下来的营业室的人都在场。朱燕君马上改口说：“这事我知道，他们只不过是说着玩的，不就是要你的命吗，没什么大不了的。”然后她就开始不停地夸张燕峥、霍靖他们，把他们夸得混身上下全是优点没有缺点，表达出来的意思是这么好的同志能犯错误完全是你挑起来的。又夸田秀云说她人品好，当初选她当主任而没选宋伟就是因为宋伟人品不好。业务能力再强人品不好也不能用。这么说当然也把我给说进去了，一直不用你就是因为你人品不好。不知道她说田秀云人品好是基于什么？是因为田秀云是只笑面虎，具有欺骗性认识不到她的真实面目？崔义进说过无论你们怎么看待田秀云，在我看来都是好的。田秀云经常当面把人夸成一朵花，只有优点没有缺点；背地里又骂成十恶不赦的坏蛋，只有缺点没有优点。我在出纳组的时候，有一天田秀云来到我的桌边，当着我和王玉霞的面大骂崔义进，犀利的话语像一把手术刀一样，非常麻利地给崔义进做了变性手术，由男的变成了女的，紧接着又做了个整容手术把他变成了老太婆，再接着刀锋一转就了结了他，把他变成了一堆臭狗屎化成了肥料。这时候崔义进来了，田秀云马上换成了笑脸，崔义进问你们说什么哪这么好笑。田秀云说我们正夸你呢，然后大夸崔义进，又把他从一堆臭狗屎夸成了北京商行的栋梁、景山支行的大救星。美的崔义进嘴都咧到后脖子上去了，乐得屁颠屁颠地走了。崔义进刚一走，田秀云马上又把他骂成了臭狗屎。整个过程田秀云嘴脸转化之快连刹车都不踩，令人叹为观止。我以前只听说有笑面虎，工作了多年认识了几百人也没见过，不想有幸离着这么近观看了笑面虎的精彩表演，真是不虚此行，没白来景山支行。也有可能是她靠团伙成员的暴力恐吓而稳居景山支行的二把手，控制了大半个景山支行，敢使用各种手段维护本团伙的利益，朱燕君摸摸脑袋不敢不说她好。当然最有可能的原因是田秀云这样一个从早到晚不住嘴地发牢骚，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有缺点，世上只有她一个完人，甚至连我们吃饭盛饭的样子跟她不一样都能被她数落一顿的人，却对替李革干活白养着他没有一句怨言，绝口不提此事，为了朱、田封建家族的统治勤勤恳恳、无怨无悔，心甘情愿地被李革剥削，这样的人世上难找，朱燕君找了一辈子才找到这么一个，当然是人品好了。

朱燕君让张燕峥写检查竟然要我也写一份，我说整件事情我没有任何过错为什么要写检查？她说那你就写一份事情的经过吧。我写了一份说明，详细讲诉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朱燕君看了之后说：“你不能说他们是因为你给他们打分低才骂你的，虽然我决定让你与张燕峥换岗，但我还没跟田秀云商量，田主任没同意就不能算是决定，你就不能说出去。你说出去了就是你的不对，这件事情完全是因为你不遵守纪律擅自将领导的意图说了出去而引起，他们只不过是因为年轻没能控制好自己的脾气才犯的错误，所以主要责任在于你。”我说这与事实不符，我不能同意你的结论，我要向总部反映问题。朱燕君马上说：“总部的那些人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你要为我想想，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不容易，咱们应该努力早点把这件事情解决了，你要相信我一定能公正地解决好这件事。”我当时一是看在总部诸人的面子上，二是看在她一把年纪的份儿上相信她一次，三是不清楚事情的真相，所以不想让她为难，就说我可以做一些让步，做一些自我批评。我就在那份说明上写上我在领导未正式宣布我与张燕峥换岗之前就说了出去是我不对。之后直到三月初发工资之前，朱燕君找我说：“这件事还要往后放一放，等你们都冷静下来再解决。三月份你和张燕峥一样都拿500元的下岗工资。”我听罢勃然大怒，拍桌而起，指着朱燕君的鼻子责问她：你有什么理由这样做。朱燕君说：“这件事必须按照我说的解决，否则你们就一直拿下岗工资。我有权这么做，你就是告到总部去总部也得先让我来解决。”她又一再保证能公证地解决好这件事，要我放心。

三月底保留期一个月的录像销毁了，物证没有了，朱燕君就又安排张燕峥他们向我道歉。虽然这一个月来他们非但没有任何悔意，反而越发嚣张，甚至公然称赞张燕峥的“英雄壮举”，张燕峥的嘴巴又开始不干净了。但是现在朱燕君拿我的饭碗相要挟，逼我按照她的意图解决这件事，接受他们的所谓道歉。更何况录像没有了，她们可以颠倒黑白了，告到总部也没用了，所以我只能照办。果不其然，在随后几天开的全支行大会上朱燕君、田秀云宣布最终解决方案。没有人事先通知我这一方案，没有征得我的同意，但从霍靖、张燕峥等人的高兴劲上来看他们早就知道了。会上朱燕君首先说现在咱们来解决郑然和张燕峥在营业室打架的事情。我既没骂也没打，可是现在录像没有了，她们马上就颠倒黑白，把我和张燕峥放在同一个层次上来解决。然后田秀云宣布处罚决定，张燕峥这种在任何一家银行都会被开除的行为，在朱燕君、田秀云封建家族统治下的景山支行只不过下岗一个月，算成业务差错，而我没有任何过错却被扣了20%的工资，也算业务差错。接着张燕峥开始读他的检查，他不知道从哪抄来一份华丽的银行业通用检查，这份检查和先前朱燕君给我读的他的检查完全不同。在那份检查中他承认了错误，而在这份检查中他把我说成在工作中无中生有、造谣滋事、挑拨离间、诬告同事，他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没控制住情绪骂的我。完全把责任推到了我的头上，他倒成了一个受害者，论调和朱燕君完全一致。张燕峥一读完，朱燕君马上就说这份检查写的好……。拿这话堵住了我的嘴不让我驳斥他。显然会前朱燕君和他们密谋过，统一了行动和口径。当天中午，王安毅领着霍靖、张燕峥、赵晓静、庄浩结假装走到我的桌子前聚在一起，兴高采烈地夸赞张燕峥的检查写的好，把要说的话都说了出来，要表达的意思也都表达出来了……。言外之意是说给我听，我们不仅敢在营业室骂你，还敢在支行大会上骂你，有朱燕君、田秀云给我们撑腰你能把我们怎么着，景山支行是我们的天下，你受不了就滚蛋！

朱燕君又找我说明处罚决定的事，她说：“我知道你在这件事情中表现的很好，没有任何可指责的地方。但田秀云她们有意见，强烈要求连你一块处罚，她们以集体辞职相要挟，为了景山支行着想我也不能不迁就她们委屈你一下。”越说越高兴，突然说漏了嘴：“其实整件事情我一清二楚，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给你一个教训。”至此我已完全明白了这一事件的真相。

2000年北京商行成立了核算中心，朱燕君为了给自己人减少威胁就极力要求我去核算中心，她认为这是以和平方式把我赶走的最理想方法。我也不想继续在景山支行浪费宝贵的时间也愿意去。但核算中心却不想要我，这就使我想起了当初来景山支行的情景，核算中心有可能变成我的另外一个景山支行，所以以后我就拒绝去核算中心。但朱燕君决心已定，你自己不走那就逼你走。2000年底景山支行形势巨变，朱燕君不仅要阻止我和田秀云的融合，而且还要想方设法实现既赶走我，又赶走田秀云，另找一个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来接替田秀云，保障本团伙今后利益的目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利用田秀云团伙目前嚣张的气焰来挑拨我和他们发生冲突，一打起来田秀云必定要被调走，而我再也无法在景山支行待下去，不得不去核算中心。因此对霍靖、张燕峥他们在营业室的猖狂表现，朱燕君非但不加阻止，反而时不时再加点猛药，表扬他们一下，再增强一下他们的力量，就象当年怂恿宋伟一样。美得霍靖等人以为景山支行已经是他们的天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也奈何不了他们了。当然朱燕君也不忘点点最主要的：郑然是你们的最大威胁，必须赶走。所以他们的狂妄举动主要针对我，终于使我忍无可忍给他们打了低分。这一下正中朱燕君的下怀，盼望已久的良机终于出现了。这时她需要找一个最无知、最狂妄的人来挑起事端，还要替他设计好退路，保证他平安无事以免引火烧身。这个人就是张燕峥，给他设计的退路就是她编造了这个换岗的骗局，企图以这种在银行业最平常的事情作为陷井，诱使我说出去，然后再强辞夺理地说我泄密（其实是她首先泄密，如果这种极平常的事情也称之为秘密的话），把责任强行推到我身上，来挽救张燕峥，并以田秀云支持他们强烈反对换岗为由挑起我和她的争斗。朱燕君把我给霍靖、张燕峥打分低的事情泄露出去（她自己承认只有她能将每个人的编号和姓名对照起来），怂恿指使张燕峥他们采取行动，并保证他们平安无事。所以霍靖、张燕峥、赵晓静、王安毅、庄浩结才敢策化组织这次行动，并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得态度强硬、有恃无恐，根本就不当回事。只是在我表示要去总部反映情况时，他们才有些惊慌，所以朱燕君马上就拿我的饭碗威胁我，不让我说出去。当然他们也不傻，挑了个“碰巧”朱燕君、田秀云都不在的时候行动，以免她们误撞上，又担责任又碍事。

2月16日朱燕君找我谈话，我回到岗位后吕静、史馨宇表现异常，一反常态这次非要刨根问底套出我的话，然后飞快地报告给霍靖等人，霍靖等人立即在帐务组密谋……，事发后朱燕君不急于处理，反而多次要求我去核算中心，并否认打分情况泄漏，否认录像中张燕峥明确说出我给他们打分低和当天晚上开会时他们也承认是因为我给他们打分低才骂的这些事实，以我的饭碗相要挟，逼我承认是我泄漏了换岗的事，才导致这件事情的发生，逼我承认应由我对此负责。反而替张燕峥开脱责任，把他描绘成了一个受害者，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岗位才采取了不冷静的举动。对他的批评也仅限于他不应该在营业室骂，不应该当着客户的面骂，批评他选错了地方，选错了时间，而没有批评他骂人这件事。对他的批评与当年对史馨宇和董莉的批判形成了鲜明对比。当然她也忘不了加上最关键的一句：“我非常愿意你到帐务组去，但田秀云坚决反对，以致于闹出这么大的事情，现在没法再让你去帐务组了。”想以此挑起我对田秀云的仇恨，找她算在景山支行受辱这笔帐。整件事情从头到尾都在按照她的计划进行，共产党培养出来的老油条就是厉害，不佩服不行啊。

景山支行之所以会发生这种事情，以及张燕峥敢骂人完全是朱燕君、田秀云用信用社思维在景山支行推行封建家族的恐怖统治造成的。第一、朱燕君会选中张燕峥及张燕峥敢骂主要是因为他自身素养低，头脑简单容易受人摆布。他经常炫耀上中专时候的某些行为，以此显示他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敢干。进了银行也不修身养性，自夸早就把朱燕君给喂饱了，景山支行他受到的培养最多，自以为是顶梁柱，景山支行离开他就玩不转了。仗着朱燕君的蔽护成天对谁不满意就小声骂谁，骂人的嘴皮子练的倍儿溜。这次只不过是小试牛刀，就已经让大家刮目相看了，朱燕君也非常满意，没白培养他。这也是他以实际行动来报答朱燕君的栽培之恩。第二、宋伟争营业室主任时，营业室的这些中专生全力支持她，田秀云抢了宋伟已成囊中之物的主任位子后，朱燕君、田秀云自知心里有愧，而且田秀云要收买宋伟这帮人支持她，对帐务组的人是极其放纵。帐务组成了景山支行的自由岛，他们上班时间可以听歌儿、吃东西、聊天、打闹、看书、睡觉……。几年下来他们已经不知道银行的规章制度是什么玩意儿了，只要他们高兴什么都可以干。第三、田秀云为了发展巩固本团伙的力量，把霍靖、张燕峥、赵晓静常年安置在帐务组，禁止别人与之竞争、换岗，使他们养成了唯我独尊的性格，把帐务组看成了他们的领地，其他人休想染指，否则就是自找苦吃。第四、信用社思维在作祟。景山支行基本上完全由原信用社人员控制，他们习惯于搞封建家族，结成团伙势力，自以为景山支行是他们的天下随心所欲地按照本团伙的意志行事，丝毫不必理会其他人的意见，上下联手就可以以家法代替行规，甚至上演集体辞职的把戏。后进入景山支行的这些中专生没有先进思想可以学习，只能逐渐融入信用社思维之中，以为这一切都很应该。张燕峥、赵晓静这些后来的中专生与原信用社时期就来了的霍靖、王安毅等人在一起不是相互勉励、相互提高，而是相互包庇、相互放纵，在别人看来是错误的事情，在他们相互包庇、放纵，相互吹捧下就变成正确的了。久而久之就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了。以前还有王玉霞、智雪霞等老职工从心理上、行为上压制着他们，使他们不敢过分放肆。这些老职工一退休，他们释放了的扭曲心理就什么事都干的出来。第五、经营者管理者素质低下不能成为一个好榜样，带坏了年轻人，正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朱燕君、田秀云都是从工厂出来的，对骂人打架等粗俗行为习以为常，甚至几天不见就想得慌，不习惯所谓的白领形象。在她们看来，“骂”是年轻、充满朝气、充满活力的、充满革命干劲的象征，谁敢骂她们就喜欢谁、夸赞谁，她们不批评骂人的人，反而批评被骂的人：你为什么要惹他生气骂你。她们不仅以工厂的思维治理银行，还以身作则鼓励别人。朱燕君就带头在营业室大厅与人对骂，田秀云更是成天向霍靖他们灌输自己如何在总部勇斗群魔凯旋而归，成天对谁不满就在背后说谁的坏话。有她们这些的榜样，在景山支行想不学坏都很难。第七、朱燕君、田秀云为了维护和巩固其封建家族的既得利益和长远利益，使得她们必须在她们认为必要的时候采取果断行动消灭任何现实的和潜在的威胁。采取这种果断行动必须要使出她们的杀手锏。田秀云知道只有使出她的暴力杀手锏才能保住其团伙成员的既得利益。朱燕君知道只要使出她的朱式三板斧我为了保住饭碗一定会妥协接受她的条件，按照她的意图解决问题，所以才敢采取这种极端手段。

从一开始我就察觉这件事有蹊跷，所以一直保持克制态度，就是要弄清楚其中的原委。田秀云从一开始时就坚决支持霍靖他们，认为我给他们打分低是诬告他们，对张燕峥他们威胁我表现的得意洋洋，那副德性是说这就是你给我们打分低的下场，后来随着事情的发展也觉察到不是那么简单了，就到处找人诉苦，好象她受了多大冤枉似的。有一次我去北京国讯收款，田秀云非要跟我一起去，一到那就找她的同学诉苦，并让其转告北京移动，要北京移动表示对她的支持。她就是要当着我的面说给我听：我有北京移动撑腰，谁也奈何不了我。朱燕君虽然没能挑唆我和田秀云打起来，但她依然非常高兴，毕竟她给了我一个教训嘛：让你走你不走，那就把你骂走，这纯粹是你自找的。对于霍靖、张燕峥、赵晓静他们甘冒巨大的风险支持她达到目的而给予了丰厚的奖励，在霍靖、张燕峥已经承认在总部组织的业务考试中作弊的情况下，依然对他俩作弊取得的高分各奖励1000元，大幅度地给他们增加工资，增加之多连他们都惊呼做梦也想不到，大大超过了其他职工。就连在这件事情中张燕峥、赵晓静公开了恋爱关系也不将他俩分开，依然都在帐务组工作。之后朱燕君马上又提出要我去核算中心，再次被我拒绝了。这件事情刚一落幕，景山支行党支部和团支部（王安毅是团支部书记，霍靖、张燕峥、赵晓静是团员或委员）就隐瞒事实、编造了一份材料上报给北京商行总部申请“青年文明号”，企图骗取这一荣誉称号。她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羞耻了。

朱燕君一看让我在景山支行受辱都不能把我赶走，就撕下了最后的伪装，使用最后一招：安排我替李革失业。李革从2000年底开始连续病假长达七个月，2001年下半年虽然来上班了，但仍然是病假不断，已经不能正常工作了，无论如何年底都要被末位淘汰掉混蛋回家了。但这是朱燕君不能接受的，她把李革弄到景山支行是来享别人所不能享的福的，不是来失业的。她要给李革找一只替罪羊，看来看去我最合适。从此她开始在景山支行营造气氛，一方面继续怂恿、放纵霍靖、张燕峥、赵晓静、王安毅、庄浩结等人，任由他们大肆夸赞张燕峥的英雄壮举，把他粉饰成了空前绝后的骂人大英雄，想什么时候骂就什么时候骂，想什么地方骂就什么地方骂，想怎么骂就怎么骂，骂了你也没事。景山支行是他们的，其他人要么投靠他们，象个马仔儿一样听他们的差遣；要么就象条狗一样活着，夹着尾巴做人；如果受不了干脆就趁早混蛋，想把我气走。另一方面将历年的末位淘汰制改为自愿辞职和单位解职，愿意走的可以报名，单位给一些补偿，那点补偿根本就补偿不了这几年她们想方设法克扣我们的工资、奖金和拒不支付的加班费；如果没有人报名，她朱燕君想让谁走就解除谁的合同，这样一个子儿也不给。同时她多次找我谈话要我走人，并指使她的人大肆宣扬自愿辞职和被她解除合同的利弊，实际上是在说给我听，让我识相点自己辞职还能得到点补偿。这一时期就发生了有人二次私拆我的现金包用假币换走真币的事情。她想尽了一切办法逼我走人，甚至在总部散布说我业务能力不行干不下去了，我已经没办法在景山支行继续工作了，也没办法继续在北京商行工作了，最后只能辞职失业。2002年李革的病假依然多于出勤，不知道今年朱燕君又要安排谁替他失业了。其实大家认为按照真实情况李革每年都应该被末位淘汰掉，别人都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唯独他胜任不了自己的工作，但朱、田封建家族的末位淘汰制是用来对付外人的，不能用来对付自己人。

对于朱燕君、田秀云在景山支行建立、巩固、发展封建家族的恐怖统治，北京商行总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原信用社就是一个个封建家族，各自制定规矩，按家规进行管理，没有被管束的习惯，各自都存在一大堆的问题。北京商行成立后本应加强对各支行的监管，好好收拾一下各支行，尤其是要着重清理一下人的问题。但总部却放弃管理，制定了服务支行的方针，提出各支行的事情由其自行解决，甚至主任的人选也由支行自定，总部不审核其是否有资格有能力胜任，总部的人不得干涉，片面的以为换掉原信用社的领导就可以打破封建主义的坚冰。但他们没有想到封建家族意识深入人心，原信用社人员迅速选出了新的利益代言人，在全北京商行范围内结成更大的团伙势力，排斥新人维护其既得利益和长远利益。新派去的领导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个人利益也认真学习吸收借鉴信用社的经验，迅速构织起自己的团伙势力。结果信用社人员在各支行依然是强势群体，信用社思维依然统治着各个支行，不断地同化后来者。朱燕君说景山支行的大部分人都不是原景山信用社的，意思是说景山支行已经没有信用社思维了。而事实上控制景山支行的人绝大部分都是原信用社人员，他们不仅吸收了景山信用社的思维，还把其他信用社的东西带了过来，依然还是在用信用社的那一套治理景山支行，同化了后来的几个中专生。根据水桶原理，评价一个单位人员素质的高低不是根据其素质最高者的表现，而是根据其素质最低者的表现。任何一个观看了张燕峥精彩表演的人都会这样评价北京市商业银行：虽然你穿上了银行的马甲，但我还是能认出你是信用社，依然还是北京城银行业中人员素质最低、技术最落后的。

2000年史馨宇参加总部组织的大学生座谈会，她回来跟我们说，会上北京商行的几位主要领导首先说，你们是分配下去的几百个大学生里硕果仅存的几十个人（其他人都走了），我们知道你们在下面受苦了，你们有苦向我们诉，有火向我们发，我们给你们做主。有个硕士在国际业务部只挣一千多元钱，哭诉说都没脸见同学了。有的人在支行一连二、三年都干储蓄、出纳从来没换过岗。史馨宇想反映董莉的情况，掂量了一下自己的饭碗没敢说。她说我还以为只有我受苦呢，现在才知道敢情大家都在北京商行受苦，有的比我还惨呢，这回心里平衡点儿了。这不仅说明朱燕君、田秀云的行为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在北京商行具有普遍性，只不过因为朱、田的特殊关系和景山支行的特殊情况及北京移动作为强有力的外援表现的较为突出而已。还说明北京商行总部对各支行的情况一清二楚，但一美遮百丑，只要支行完成了任务指标，有利于某些人升官发财，才不管他使用的是合法还是违法的手段，才不管他存在什么问题呢，想怎么吹嘘自己就可以怎么吹，如果自己不会吹那就帮你吹，吹的好了一不留神还能吹出个先进之类的荣誉称号光宗耀祖。

2000年北京商行为了美化形象，组织一批人写了一些宣扬支行行长的所谓先进事迹的文章。写景山支行的文章里有一段涉及到我，没有任何人找我核实过当时的情况，我也不知道这回事。后来这批文章成书出版发到支行我才看到，写的是半真半假，整篇文章都是在给朱燕君歌功颂德，赞扬她如何努力工作开拓新局面，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而对于前面记述的所作所为是只字不提。景山支行这几年获得过优秀党支部和优秀团支部的荣誉称号，这两个荣誉称号的取得就很能说明北京商行总部管理理念上的问题。1997年景山支行团支部拿回了“优秀团支部”的牌位，我很奇怪，没看见团支部搞过什么活动，怎么就得到这个荣誉称号了？知情者说是没干什么，就是编了一份总结在团委的总结大会上读了一下。可巧绝大部分支行没写总结，所以写了总结的几个支行就都发了这么个牌位。2001年夏会议室里又多了一个牌位——“优秀党支部”，我一看就气不打一处来，这又是谁瞎了狗眼到处乱扔东西，把这个牌位扔到景山支行来了。这几年朱燕君、田秀云她们家的党支部都干了些什么？怂恿指使张燕峥公开打人骂人，再把他扶植成骂人英雄，然后隐瞒真实情况编造材料企图骗取“青年文明号”的荣誉称号；不许外人入党，让李革这个寄生虫混入了党组织，玷污了中国共产党；相互勾结，建立封建家族的恐怖统治，党支部组织委员田秀云替中国共产党的寄生虫党员李革干活白养着他，党支部书记朱燕君包庇田秀云和她的堂弟田德金在同一支行同一部门工作；大肆侵犯职工的合法权益；拉拢腐蚀了一大批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共产党领导干部，摧毁了他们的品德和意志，败坏了社会风气；……。这样的党支部竟然也是优秀的？那北京市商业银行那些不优秀的党支部又是什么样的？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还敢想象嘛。可能连北京商行党委也觉得有些说不过去了，所以没敢在牌位上写明是“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支部”，只是笼统地写“优秀党支部”，不知道是哪个党的党支部。我问一位知情者这又是怎么回事，答案还是那句话：写了一份总结，总结写的好呗。

北京商行总部放纵支行从客观上帮助了朱、田封建家族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任何一次严格的考试都能让李革原形毕露，任何一次深入细致的检查都能使朱燕君、田秀云相互勾结的基础破碎，坚持三年期满换地任职就能摧毁朱、田封建家族。但是没有严格的考核，也没有细致的检查，也没有坚决执行制度。这就是北京商行总部的工作作风，没有人去核实，没有人去研究支行的实际情况，下去检查只不过是蜻蜓点水，听支行领导汇报一下好的方面，总部的人既使发现了、听到了问题也不敢反映，否则就是干涉支行内政，自己的饭碗就有危险了。支行的人也不敢向上反映，总部领导和支行领导是一条战线上的，在总部领导看来他们亲自选定的支行各级领导都是最优秀的，支行职工告领导都是诬告。幸亏去年我没去总行告朱燕君、田秀云，否则只会是自取其辱。以前我不了解这层关系，后来我告朱燕君、田秀云的结果是总部领导身边的一位高级管理人员说强迫你辞职是你不好，而不是朱燕君、田秀云不好。我听到这个解释吃了一惊，又不感到意外。说朱燕君、田秀云好就是在说他们自己好，保护朱燕君、田秀云就是在保护他们自己，因为景山支行存在的问题在北京商行的其他机构也同样存在，北京商行的各级领导的所作所为和朱燕君、田秀云团伙一样，没有他们的相互扶植朱燕君、田秀云封建家族的恐怖统治不会撑到今天。所以谁敢向上反映问题就别想在北京商行再干了。结果问题依然存在，但支行领导都成了大好人。当然北京商行总部对支行并不完全是放任自流，为了防止出现重大问题，制定了反动派统治时期广泛采用的“连坐制”，一人犯严重过错，就将该支行降为六级行（最低级），全支行的人都拿六级行的工资。希望以此来激发大家的责任心，遏制重大事故的发生。结果适得其反，反被支行用来搞阴谋，用来掩盖可以掩盖的重大问题。朱燕君之所以敢怂恿指使张燕峥骂人，就是因为她知道我不会为一己私利向总部反映情况而使景山支行降为六级行，让其他无辜的职工替张燕峥受过。她正是利用这条规定搞阴谋进行这件事，并控制在景山支行范围之内来保全张燕峥。这条规定使犯了严重过错的人受不到应有的处罚，反而被掩盖保护起来了。“连坐制”从古至今都没有生命力，就是因为它根本就起不到设计者所期望的作用。

虽然北京商行的各支行完成了任务指标，但封建家族们并没有实现利益最大化，因为他们的管理者和经营者并不是最优的，他们的封建手段不能发挥职工的全部作用。任何一个人与李革调换位置都会比他创造出更大的价值。但他们的眼光仅仅停留在自己封建家族的内部，为了维护本团伙的既得利益和长远利益嫉贤妒能，誓将对自己人构成威胁的人斩尽杀绝，大批优秀人才被迫离开。景山支行这样做的结果是在充分挖掘了自己人的潜能之后已无力拓展新局面，开始走下坡路，使尽了各种行贿手段存款也只有几个亿，与其规模和所处的地理环境不相称。北京商行总部放纵各支行的结果是培育出了恶劣的行风，大家都在拉帮结派，铲除异己，虽然眼前利益得到了满足，却严重损害了长远利益。中国银行制定了四个留人：用事业留人，用感情留人，用高质量的培训留人，用适当待遇留人。对比一下北京商行这四点对大学生都做不到：大学生在北京商行被整的连饭碗都保不住哪来的事业；被原信用社人员和中专生无情地折磨，对北京商行只有仇恨哪来的感情；没有换岗不能全面学习业务哪来的高质量培训；工资待遇比中专生还低，被随意克扣工资奖金，连稳定的收入都没有，这是否就叫适当的待遇。所以分配到支行的几百名大学生中的大部分都离开了。任何一个人到北京商行来工作都是为了养家糊口、实现自我价值，他们不是北京商行养的一条狗，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想一脚踹出去就踹出去，不是来让谁肆意污辱、随意整着玩的。任何一个被迫离开北京商行的人都会成为北京商行的敌人，他们是会复仇的，在适当的时候就会让北京商行付出惨重的代价。起码他会告诉亲朋好友不要去北京商行，远离那个地狱。比如那些被迫离开的大学生们，他们绝对不会支持师弟师妹们进入北京商行，除非跟他有仇。

北京商行的封建家族们希望被他们整走的人都看看《谁动了我的奶酪》这本书。其实这个故事应该这样讲：有一群专偷别人奶酪的贼，每次偷奶酪时都会留下一本叫《谁动了我的奶酪》的书，他们希望被偷了奶酪的人看了这本书之后，就不会去追究他们的责任，而像个傻子似地再去找一块奶酪来让他们偷。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偷下去了，而且还有的偷。如此良性循环下去，他们就能心安理得地、不劳而获地、长久地过上幸福的生活了。但是有一天某个被偷了奶酪的人不去找下一个奶酪，而是一定要追究他们的责任，这些偷奶酪的贼该怎么办呢？也许北京商行会不以为然地说，谁敢追究我的责任我就灭了谁（现代新生的权力贵族不正确的思想行为说服不了职工，只能靠权力压迫职工服从，所以他们多少都带点黑恶习气）。但对北京商行来讲要灭掉的不应是告他的人，而是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要灭掉的是各个封建家族，要将各支行由原信用社人员和中专生勾结而成的团伙势力彻底拆散，他们已经成了北京商行发展的障碍，要努力把他们淘汰出去，给大学生一个学习、发展、能公平竞争的环境。从景山支行来讲，朱燕君、田秀云团伙仍牢牢地控制着一切，他们阻碍新人进入发挥作用，不铲除他们景山支行就没有美好的明天。从北京商行来讲，高学历者不能进入就没有新的思想、没有新的工作作风、没有新的力量，就为能成为专家型银行，那竞争力从哪来？以后怎么生存发展？人员结构不转变就不能驱逐封建思想和信用社思维，北京商行就没有美好的明天。这是北京市商业银行的大股东们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郑然

2002年11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