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悼慈父
郑然
我父亲郑广明已于2019年5月18日下午因心脏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我父亲的一生可以说分成两个完全相反的阶段。前半生是光荣骄傲的空军战斗机飞行员，差不多是几十万人里才能挑出一个的天之骄子，二十几年的飞行生涯，一步步升至团参谋长。去年11月军转干部登记时，父亲复印材料我看过他的档案，荣立一次三等功，年年都有嘉奖令。沾父亲是国家宝贝飞行员享受高福利的光，我从小就没吃过多少粗粮，从小就没受过多少苦，最大的苦难就是不管天南地北居住地的自然条件都很艰苦，父亲转业前我家的生活水平在全国属于中上等。
好日子在1982年以后就渐渐没有了。1982年我全家随父亲转业回到北京，父母都转业到原北京市畜牧局下属北京畜牧技工学校工作，父亲任正处级的校长兼书记。几年后开始了他屈辱悲惨的后半生，工作职位越来越不好，地位越来越低，收入越来越少，好不容易熬到退休才有了稳定的退休金，在柳荫公园建立了一个太极拳辅导站发挥余热。谁想到2001年我被北京银行的流氓们逼迫辞职，2002年开始举报北京银行的违法犯罪行为，北京银行及其黑后台、同伙、帮凶对我全家进行了全面的残害，相关情况这十多年我写了几十篇文章里面都有说明。父亲退休前的工作不顺给我们全家的成长发展造成了极大破坏，北京银行则是毁灭我家。在企业层面，北京银行是我家第一仇人，原北京市畜牧局及其改组后的北京市华都集团及其再重组的首农股份是我家第二仇人。
现在我家的生活水平处于整个社会的底层，全家连辆最便宜的小汽车都养不起，靠一辆电动三轮车活动，我连最低档的社会保险都交不起，只能参加4050工程领社保救济，全家人都积攒了很多伤病没钱医治。尤其是我父亲，以前高强度高载荷的战斗机训练对身体损害极大，飞行员医疗条件好，加上年轻体现不明显，年纪老了医疗条件差了各种疾病都出来了。这时候的身份是被共产党中共国抛弃的企业退休军转干部，和大多数企业退休军转干部一样没钱治病。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没钱治病，没钱治病，没钱治病。和大多数企业退休军转干部家庭不一样的是我举报北京银行的违法犯罪行为后，共产党政府对我采取了持续不断的政治迫害，为了保护我，父亲的身心受到极大损害，大大缩减了寿命。
父亲是飞行员，有着让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羡慕的精气神，大家都说他活到一百岁没问题。2015年8月为了保障习近平天安门阅兵，共产党政府又一次把我关进精神病院，我看着父亲，他耷拉着头，满脸愧疚之情，整个人没有了一点精气。2016年9月，父亲在中日友好医院做了一次CT，结果怀疑有癌症。2017年4月在安贞医院拍了张X光片，提示有骨转移癌。8月在中日友好医院做胸部CT，提示有多发骨转移癌。到了9月父亲的身体突然垮掉，吃不下饭、全身剧痛、严重的心脏不适和贫血，看了很多中医专家没有任何改善。11月住进中日友好医院心内科进行全面检查，做完加强CT后心衰抢救了一次，前列腺MRI疑似前列腺癌，泌尿外科专家会诊说99%确定是前列腺癌，但医保规定必须做穿刺活检才能最终确诊，才能用药，否则医保不予报销，父亲选择了回家再到其他医院看病。
回家休息了一星期，然后开始了一个多星期的密集看病，安贞医院说冠心病要搭桥加上主动脉瓣中度狭窄换主动脉瓣只能开胸做手术，父亲当时身体很虚弱，根本做不了这种大手术，所以父亲选择了先治前列腺癌。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重新化验了前列腺癌肿瘤标志物，总前列腺特异抗原PSA值是2346，父亲吓坏了，给他看病的专家也说从没见过PSA怎么高的，根据这个数值可以100%确定是前列腺癌，但医保规定还是要穿刺活检，马上给他开了住院单，排队等候住院穿刺。连续几天看病过度劳累导致父亲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北大医院急诊抢救室，经过两次抢救、两次输血，父亲的心脏终于稳定了。我找北大医院要求不做穿刺活检，北大医院研究后通知我，严重心脏病人不能做穿刺，可以在门诊临床诊断为前列腺癌。
2018年1月初在北大医院泌尿外科门诊，专家结合总前列腺特异抗原PSA值、全身骨扫描结果：全身多发骨转移和前列腺指诊，确诊父亲为前列腺癌，骨转移癌，将父亲定性为前列腺癌晚期、极危重病人，不能手术，只能内分泌治疗，给他办理了特种病手续。用药后父亲的前列腺癌得到控制，全身剧痛也大有缓解，又可以到公园活动，别人以为他这么快就病愈恢复健康了。到了3月，父亲腿疼加重，上不了台阶，出门需要拄拐棍了。拄拐棍对别人来说可能不是个问题，对父亲是个重大的面子问题，他之前是公认的健康老人，现在健康老人拄拐棍了，别人会怎么议论他？但为了能活动身体，父亲不得不拄起了拐棍。为了治疗心脏病，父亲吃了近一年的汤药，好歹平安度过了2018年。
2019年春节后，父亲感觉心脏不适加重，在北大医院预约了超声心动图。此时已经到了共产党全国两会前夕，为了保障全国两会顺利通过习近平投降美国的《外商投资法》，北京开始全面大抓捕，北京市点名要两会期间把我关进精神病院，派出所警察在物业办公室给我父母开小会告知情况。父亲的怒火喷发了：“开个两会有什么理由抓我儿子，要抓就抓我，想抓我儿子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派出所的警察向上面反映情况后共产党妥协了，改为社区监控，只允许我在家的周边几百米范围内活动。父亲的英雄气概保护了我，却因为这次生大气、动大怒最终要了他的命。这件事彻底改变了父亲，他终于觉醒了，父亲对母亲说：“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出国，绝不能让共产党把咱们全家都整死在中共国。”然而对他自己来说已经太晚了。
3月7日父亲去北大医院看病，派出所警察开警车接送，一名辅警全程陪同。父亲做了超声心动图，结果是“主动脉瓣重度狭窄”。父亲知道主动脉瓣重度狭窄极易造成猝死，必须尽快手术治疗，他已经预感到自己时日不多了，在回家的路上对警察大发感慨、大倒苦水。两会期间共产党只允许我出这一次5公里的“远门”，直到两会结束父亲都不能去看病。两会一结束，父亲立即到北大医院心内科、心外科了解手术治疗方法，紧接着又去安贞医院心内科病房找手术专家了解情况。父亲绝望了，现在有新的适合他的换主动脉瓣微创手术可以救命，父亲想住院手术，但这种新的微创手术竟然是全自费，仅换个主动脉瓣就要30万元人民币，我全家根本没有这么多钱。
父亲静静地想了几天说，还是等到明年再手术吧，也许明年进医保了能报销一半，今年的退休金再多攒点，明年就差不多够做手术了。之后父亲的心脏状况越来越差，很明显已经等不到明年了，全家商议把房子卖了，到偏远地方买房，用差价给父亲治病，但父亲的状况看上去连卖房再买房这几个月都等不了了。我对父亲说，既然已经决定卖房了，就先向你的徒弟借钱手术吧，卖房后先把你借的钱还上。父亲同意了，和徒弟说好了借钱数额和还款期限。此时就等我第二次参加4050工程的时间安排确定下来，父亲不希望他住院和我这件事时间上有冲突，耽误我办理领社保救济。5月14日星期二下午，我在安贞街道政务服务中心开会，明确了这次4050时间安排，本周内能够办完手续。
15日星期三上午，父亲就到安贞医院找手术医生开住院单，医生看着父亲说一个多月了你怎么才来？父亲苦笑着说准备钱呢，三十万不是个小数目。当即和医生定好下周一5月20日住院，星期三手术。
16日星期四上午，父亲和他的徒弟在银行办理转账，下午思前想后觉得借了十五万元人民币对今后的生活影响太大，政府能不能有什么救助呢？傍晚给12345打电话问有什么救济，12345说去找社区居委会。这天下午我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华医院给父亲开些常用药，在安华医院手里拿着他的社保卡突然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从下星期起再也不能用父亲的社保卡开药了，这个感觉很强烈，星期五全天都有这个感觉。2017年底父亲在中日友好医院心内科抢救时我没有这种感觉，之后极度虚弱在北大医院急诊抢救室抢救两次我也没有这种感觉，现在钱凑齐了马上就住院手术了我却有了这种不好的感觉。那几天很忙没工夫仔细琢磨，想了几次也想不明白这个感觉是什么意思，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心灵感应吧。上天把未来要发生的事情透露给了你，却又不让你看透，是为了不让你干预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星期四下午是最后一次用父亲的社保卡开药，这也是父亲最后一次为家里做出贡献。
社会救济现在对我家是个大事，父亲一定要亲自了解清楚才能放心。17日星期五上午去社区，刚下楼安贞医院来电话说病床已经准备好了今天就可以住院，父亲说我还没准备好呢还是下周一住院吧。我还问了父亲一句，今天去住院吗，父亲说先弄清楚救济的事。到了社区，了解情况的人不在，不了解情况的人都在。父亲又去安贞街道政务服务中心问医保有什么救助，管医保的人说啥也没有。又问管复转军人的窗口，退役军人事务局能帮助我吗，回答说啥帮助也没有，只给一个光荣牌。下午给社区了解情况的人打电话，对方说社区不管去找居委会，父亲马上去了居委会，同样了解情况的人不在，不了解情况的人都在。一个工作人员电话咨询了相关问题，给父亲粗略讲解了政策，父亲和我初步判断这次自费三十万的手术应该够条件享受“民政局的医疗救济”。父亲是既高兴又悲哀，高兴的是有了医疗救济能大大缓解今后的生活压力，悲哀的是堂堂团处级军转干部、保卫祖国天空二十多年的英雄竟落得靠社会救济才能活命的悲惨境地，父亲心里是五味杂陈。
连续几天的奔波，尤其是星期五全天的过度劳累和心情情绪的剧烈起伏波动最终导致了18日的不幸。2019年5月18日星期六，上午父亲在家准备住院的物品，把一个个小件装包，最后就差换洗的衣服了，说明天再收拾吧，中午吃饭时还和我们谈论。午饭后睡觉，14点多突然按铃叫我，说我不行了，快给我喷药。我马上给他喷了两下硝酸甘油气雾剂，平时喷一、两下就可以缓解，这次过了一小会父亲说还不行快叫救护车去安贞医院，我们立即打电话叫救护车，赶紧收拾他住院的东西，父亲突然晕厥了，我们拼了命的抢救他，后虽经多方抢救也无力回天，父亲再也没有醒过来，天之骄子就这样凄惨地牺牲在胜利的前夜。现在回想起来父亲是注定要在“我要爸”这一天永远的离开我们。
我叙述了整个过程，是因为我认为父亲死的太委屈，我郑然是郑广明唯一的儿子，我有责任为我父亲伸张正义。父亲不是病重到无药可用、无法医治，恰恰相反现在的医学水平有专门针对他疾病的药物和治疗方法，如果父亲能及时得到医治至少还可以再活十年。父亲的死是人为耽误看病治病加重病情和拿不出高额医疗费用失去了救治时间造成的。父亲去世后我打电话给安贞医院的手术医生告知这个不幸的消息，医生直呼太可惜了，早一步都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安贞医院有这样的技术和能力。以前总听人说穷死了、穷死了，没想到我家人真的穷死了。而导致我家贫穷限制我家人自由剥夺了父亲十年寿命的才是害死我父亲的真正凶手，我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指认杀父仇人。
父亲病重这两年说过最多的一句话是：“我有病没钱治，在家等死啊”，为此他还曾经掩面痛哭，每次说完这句话他都会痛恨当年转业到了北京市畜牧局。父亲转业时是可以选择的，结果档案被畜牧局抢走了，从此开始了我家三十多年的下坡路。转业时没能去好单位导致父亲在地方的工作没有发展起来，我们全家都跟着衰落了，没钱治病的后果就是小病积攒成大病，每年2万元医保额度根本不够治病，各种自费项目也负担不起。
畜牧局喜欢抢转业军人，因为每个转业军人都有一笔可观的转业安置费，畜牧局只喜欢转业军人的转业安置费，不喜欢安置好转业军人。1982年畜牧局拿了父亲高额的转业安置费，分房时面积却没达到处级的标准，只分给我家一套建筑面积80平米的小房子，畜牧局其他处级干部后来又都补分了一套房子。这套建筑面积80平米的小房子是我全家四口人迄今为止唯一的住宅，以前一直是由我母亲的单位（畜牧局下属单位，也就是我父亲以前的单位）交物业费、取暖费，作为共产党对我家经济封锁的一部分，这几年我母亲的单位拖着不交物业费、取暖费，好几年下来可能积攒了十几万了吧。我父母一直为这事揪心，十几万元够我家一个人做一次大手术了，我家根本负担不起这笔费用。
去年11月军转干部登记时，我带着父母去母亲的单位复印母亲的档案，就这个问题专门问了管退休职工的工作人员，她说物业费、取暖费由单位交，单位和物业转账，不用我们个人操心。父母揪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回家的路上心情也愉快了，我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你们没听出她说话的语气里有糊弄你们的意思吗？父母说不会的，单位不会骗我们的。今年3月物业挂出收物业费的通知，我问物业我妈的单位交我家的物业费了吗？物业说没交，我告诉父母，父母衰弱的心又揪起来了。由于欠缴物业费、取暖费，我家唯一的住宅暂时卖不了，不能很快就卖掉房子给父亲治病。
我家所在的住宅楼是原畜牧局家属楼，物业公司和我妈的单位都是原畜牧局下属单位，现在都归首农股份。全楼140户人家只运行一部电梯，为了照顾老年人电梯运行速度设置的很慢，遇到急救很耽误时间，这次叫救护车急救，电梯耽误了一些宝贵的抢救时间。原北京市畜牧局及其改组后的北京市华都集团及其再重组的首农股份是我的杀父仇人。
北京市畜牧局毁灭了我父母的后半生，北京银行毁灭了我和我姐姐的大半生以及我全家的未来。十八年来北京银行及其黑后台、同伙、帮凶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罪恶利益，妄图断绝我全家的活路，妄想真正做到让我家断子绝孙永诀后患。北京银行及其黑后台、同伙、帮凶对我全家进行的全面残害，导致了我家长期的极度贫困，全家人的身心都受到极大摧残，都大大缩减了寿命。特别是我父亲，为了保护我，拖着病重的身体，忍受着巨大的压力、愤怒和委屈，最后在愤恨和贫困交加中心力衰竭死去。北京银行及其黑后台、同伙、帮凶是我的杀父仇人。
前几年有个新华社记者问我，为什么现在没人反映北京银行婴儿股东事件了？是啊，为什么呀？因为所有举报北京银行婴儿股东事件的正义人士都被北京银行及其黑后台、同伙、帮凶镇压了，关监狱、关精神病院、砸饭碗威胁饿死全家，敢举报北京银行违法犯罪的正义人士都没有好下场，剩下胆小的谁还敢举报啊。北京银行及其黑后台、同伙、帮凶是我的杀父仇人，更是众多正义人士的杀父仇人、杀母仇人、杀子仇人，也许我家还不是最惨的。北京银行及其黑后台、同伙、帮凶以为镇压害死越多的人北京银行越平安，真能开成百年老店，带给他们无穷的利益，做梦！北京银行的罪恶已经是世界周知，死几个中国人也掩盖不了。你们面对的是越来越壮大的整个正义人士群体，我们正义人士群体保证北京银行的未来只有破产，连个渣滓都不会剩下。你们做什么都不会改变你们应得的下场。
父亲几年前就在中日友好医院化验了前列腺癌肿瘤标志物：总前列腺特异抗原PSA，几年来化验几次PSA值都是大于100，中日友好医院的专家说有很多因素会造成PSA值升高，几次化验结果都是大于100，说明PSA值还是稳定的，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前列腺癌，父亲又去其他三甲医院看病，专家的话都差不多。父亲仔细了解清楚了前列腺癌的治疗费用，感觉负担不起，加之相信专家，父亲放弃了治疗。这几年没有哪家医院的专家告诉他治疗前列腺癌是可以进特种病，大幅降低自费负担的，他也根本想不到该死的卫生部直属中日友好医院化验系统里把“总前列腺特异抗原PSA的最大值就设定为大于100”。每次化验结果都是大于100，他以为病情稳定没有引起重视，他哪知道100上面还有数值呢，当看到北大医院化验PSA结果是2346时他都快吓死了，他做梦也想不到大于100上面还有大于2000呢。共产党和日本鬼子合作的中日友好医院害死人啊。
2016、2017年父亲几次检查都提示有癌症和骨转移，对此我们全家很重视，带他去好几个三甲医院看病查找病因。父亲看病有一个习惯，只找正主任医师看病，以前是14元的挂号费，现在是100元挂号费。这些专家教授拿着父亲的X光片和CT片子看来看去说辞都一样，没看见有骨转移呀，可能是看片医生看错了，没有骨转移，你放心吧。谁看病都信专家教授，父亲放心了。可从9月开始父亲全身剧痛逐渐加重，越来越无法忍受，我们谁都没想到这是癌痛，无法忍受的癌痛。共产党的医改越改越挂不上号，越改越治不起病，到了12月父亲虚弱的都下不了床了，这是他最痛苦的时候，父亲掩面痛哭了好几次，叫喊着“我看不了病，治不起病，在家等死啊”。2018年1月父亲在北大医院确诊前列腺癌，直接就定为前列腺癌晚期，极危重病人，全身多发骨转移严重破坏了他身体的各项功能。中共国的医患矛盾为什么突出啊，就因为共产党培养的专家教授水平真是参差不齐。
共产党为了达到证明他们继承发扬了中华民族历史和传统的目的，大肆吹捧中医中药，北京电视台的《养生堂》节目就是共产党宣传中医中药的舞台。在《养生堂》这个节目里中共国的医疗能力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中医中药包治百病，完全治愈了各种心脏病、各种癌症，毫无道德底线地把中医中药吹上了天，明里暗里的贬低西医西药。父亲很爱养生，差不多每天都看《养生堂》，深受《养生堂》请来的专家教授的欺骗，深信不疑地相信中医中药能治愈他的冠心病和前列腺癌，对西医西药产生了抵触，把大量的时间和本就不多的退休金耗费在中医中药上，结果他的各种疾病没有任何改善反而越来越重，最后起作用的全都是西医西药。共产党荒谬的中医政策耽误了父亲的治疗。
谁都知道共产党的医疗改革越改民众负担越重。2017年底安贞医院建议父亲开胸换主动脉瓣时我们问过手术费是15万元，医保再报销50%。今年技术进步了不用开胸，微创手术换主动脉瓣，全自费30万元，医保不管了。医改西药降价了，中草药价格却直线上升，我父亲在三甲医院开过最贵的汤药是7付两千多元。中共国的医疗体系以服务达官贵人为主，服务老百姓为辅，共产党有的是钱收买外国人镇压中国人，给老百姓用时没钱了。老百姓自己有钱就活，自己没钱就死，共产党的中共国不关心蝼蚁，我父亲就是自己没钱，穷死了。
我家离安贞医院不远，直线距离一公里，实际去要绕几个弯也就二公里多，以前总以为离安贞医院近，有紧急心脏病能及时得到救治，这次才知道近有什么用啊，没有救护车离着再近也得不到救治。18日下午父亲说不行了快叫救护车去安贞医院，我们马上打120，没想到120竟然打不通！？又立即打999，告诉999是心脏病发作要立即去安贞医院，999派出了车。不一会儿父亲就晕厥了，我们马上把父亲放平，我给他做人工呼吸，我姐给他按压心脏，母亲立即又给999打电话告诉他们病人已经晕过去了，叫救护车赶紧过来，结果999说救护车找不到我家在哪，我们又急吼吼的好几遍告诉他们地址，999说救护车还是找不到我家。我姐下楼去迎救护车，母亲赶紧把邻居叫来帮助抢救，邻居家女主人在友谊医院工作，夫妇俩人过来轮流给父亲按压心脏，我始终在给父亲做人工呼吸。
我们紧张地忙着抢救，没人看时间，感觉从父亲晕厥算起过了20分钟左右，一个年轻瘦弱的女急救员进到我家，看着我们都在抢救父亲有点儿傻了，呆呆地站在那。我问她带电击设备了吗，她说在车里。我说你们是专业的吗，已经告诉你们是心脏病人晕过去了，你们还不带电击设备。我让她赶紧抢救，她开始抢救然后让我姐下楼叫车里的男司机带担架和设备上来。我家住16楼，她上来一趟，我姐下去一趟，男司机上来一趟，全楼140户人家只有一部电梯，而且运行速度很慢，电梯很耽误事。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救护车把父亲送到安贞医院急诊抢救室，又抢救一番最后宣告死亡。父亲去世已经过了七七四十九天了，每次回想起5月18日下午抢救他的最后时刻我都伤心不已，守着安贞医院和急救中心也没能得到医疗抢救，他死的太委屈了。
我不知道999是谁家开的，如此不专业是怎么进入急救行业的。安贞医院西边200米安贞西里五区1号楼就是北京急救中心北区分中心，前几天我特意去看了看，门口停着一、二十辆120救护车，也许是把业务都让给了999，这里的一切都是静悄悄。如果18日下午打通了120的电话，这儿的救护车5分钟内就能到我家，父亲很可能就会活下来。共产党政府连一个急救系统都管理不好，却又同时运营两个急救系统，结果两个系统都没有应有的急救能力，现在北京的大街上很少能看到巡游的救护车，这就是共产党的中共国缺德低下的管理目的和管理水平造成的。给养老基金、医保基金省钱呢。
共产党中共国畸形的医疗制度和整体低下的医疗水平耽误了父亲的病情最终害死了他。
我父母这代人的头脑深受共产党的毒害，对共产党和他们工作的国有企业深信不疑，而共产党和国有企业却把他们当猴耍。去年下半年面对复转军人汹涌澎湃的维权浪潮，共产党玩儿了个耍猴把戏，11月开始企业退休军转干部登记，同时在网上散布谣言，称企业退休军转干部将获得大量的利益补助，简而言之就是和公务员、事业单位相同的退休待遇。登记时工作人员操作着一个手持终端对我们说，你们提要求吧，我都记下来。父亲说我们的要求和其他维权军转干部一样，和公务员、事业单位相同的同级别退休待遇，这主要包括三部分，相同的处级退休金，相同的处级医疗报销待遇，以前住房没达标，要求实现住房达到处级标准。登记完父亲挺高兴，就等着明年拿钱了，有了这些待遇可以多活几年。今年上半年共产党把带头维权的复转军人全镇压后，所谓的利益补助也跟着全没影了，退役军人事务部也回归了它的本职工作重新成为“选美部”，开始2019年的选美比赛。父亲还不死心，手术前去街道问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能帮助我吗，回答说啥帮助也没有，只给你个光荣牌。对军人来说光荣的意思就是死亡，给你个光荣牌的意思就是“去死吧”，光荣牌这个破铁片父亲到死也没看见。
同样在网上散布着退休人员逝世后有10个月或20个月退休金的死亡抚恤金，父亲也深信不疑。他在手术前安排后事时叮嘱我们说，万一我手术出了意外，我死后你们可以领20个月的退休金，用我的死亡抚恤金把我借的钱还上。父亲病逝后我们准备领这笔钱呢，被告知没有，我们说不对呀，我们在网上看到过有这笔钱呀，人说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才有呢，企业退休职工死亡没有这笔钱，只给5千元丧葬费。我们不信，去找人社部和北京市人社局，回答说北京市企业退休职工就是没有这笔钱。共产党真是耍猴高手啊，耍了活人耍死人。
像我父亲这样高龄多病的老蝼蚁，退休金高，医药费高，弄死一个一年能给共产党节省30万元左右。父亲还不知死活地胆敢向共产党讨要处级待遇，得到了处级待遇，他一个人一年就要消耗掉50万元左右的养老基金、医保基金，住房达标也需要几百万元，如果父亲手术成功再多活十年，共产党就得付出超过一千万元人民币，共产党是乐意给他钱呢还是乐意他早点儿死呢。向共产党维权要补偿的，谁得到补偿了，谁有好下场，共产党恨不得他们这些企业退休军转干部都死光了才开心呢，又省事又省钱。共产党高喊着降低社保缴费比例，却又把最低缴费基数从平均工资的40%提升到60%，让最贫穷的人多交钱。开源节流，共产党一点钱都不放过。
18年来共产党想尽一切办法残害我家，给我扣上中共国最大的帽子，颠覆国家政权罪，后来一看我这么小的个头有点儿撑不起来这么大的罪帽，就把我鉴定成精神病，便于以后“按需迫害”。我头顶着“颠覆国家政权罪”和“按共产党的需要发作型精神病”两大罪帽，没有任何人权，随时准备接受共产党的迫害，不能工作，不能结婚，只能在自己家呆着当保姆照顾家里三个病人。共产党追着砸我姐的饭碗，设计打残我姐，不给她应有的赔偿，让她得不到必须的治疗，从2009年到现在我姐已经拄了十年双拐，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这是共产党为了保卫罪恶的北京银行，丧尽天良做出的让我家绝对贫困、斩草除根、一窝儿端的反人类恶行。共产党从不承认他们做过的坏事，对这个结果共产党编造了一套说辞作为官方定论到处散布，共产党说我和姐姐不工作不纳税不给国家做贡献，躺在祖宗的功劳簿上睡大觉，好吃懒做毫无上进心。纵观共产党的“革命史”，颠倒黑白、倒打一耙、蒙骗不明真相群众是共产党的一贯作风。
2015年8月为了保障习近平天安门阅兵，共产党政府第二次把我关进精神病院，当时我对父亲说，下一次阅兵和开冬奥会还会把我关精神病院，以后的迫害会接二连三，至死方休，要想不被共产党害死只能出国政治避难。那时父亲还相信共产党，不同意出国，父亲连连说，不会的，绝对不会的。今年还没到十一阅兵呢，全国两会前夕共产党就在安排对我的全年迫害计划了，两会前夕警察一拨一拨来“探望”，天天叫父亲下楼开会，有时一天两次叫父亲下楼，父亲累的气喘吁吁，共产党全然不顾父亲是严重心脏病、癌症晚期的极危重病人的死活，逼迫父亲为共产党效力。当北京市关押我的命令正式下达，父亲终于忍无可忍要和共产党拼命了。父亲质问共产党，人民代表为什么怕人民？人民代表开会为什么要关押人民？是啊，共产党的“人民代表”为什么怕人民，因为他们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认共产党全党、中共国全国投降美国的合法性，一群卖国贼害怕正义人士群体揭露他们。我父亲是一个有60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终于看清了共产党对外卖国求荣、对内血腥镇压的丑恶嘴脸。虽然此时已经不能出国挽救他的生命了，但他终于觉醒了。
两会前夕共产党频繁的折腾父亲，导致父亲要和共产党拼命，对父亲衰弱的心脏造成了不可逆的巨大损害，从此父亲的心脏不适发作次数开始大幅增加，以前一、二天喷一次硝酸甘油气雾剂，此后逐渐增加到一天两次、甚至三次喷硝酸甘油气雾剂，父亲的心脏已经快要坚持不住了。但共产党不在乎，在共产党眼里只有富有的资本家是他们的同志加朋友，我们贫穷的红二代、红三代都是可憎的蝼蚁，又不能给他们财富供他们享乐，又觉得有权力指责约束他们，共产党是真心的希望我们这些贫穷的红蝼蚁一窝一窝的都死绝了。从3月7日检查出“主动脉瓣重度狭窄”到5月18日心脏病猝死，这72天是父亲的最后抢救期，期间共产党、中共国政府没有关心帮助过父亲，反而因为共产党的“会”限制了他的自由，加重了他的病情，耽误了他的手术，致使父亲最终失去了救治机会。
父亲病的很重，每次出门看病都需要人搀扶照顾，我是家里唯一的劳力，所以父亲每次出门看病都是我带他去。两会期间限制我的自由就是限制父亲的自由，共产党只允许我3月7日带父亲看一次病，直到两会结束父亲和我一样失去自由，白白耽误了十天。今年是我第二次参加4050工程，我非常担心这次的时间安排会和父亲看病的重要时间冲突，所以我去年12月底就到街道了解情况，1月初在街道登记，按说应该在4月中旬办完手续，但4月份共产党开《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北京世园会》，5月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共国的社会资源都去保卫共产党、服务外国人了，拖到5月中旬才办完4050工程手续。4月份我多次询问街道，街道也给不出准确时间，父亲怕耽误我领社保救济，在我办完手续之前他不敢去住院，白白耽误了一个月。总共72天的抢救期，就被共产党开会人为耽误了四十天，每个会议前共产党都无视父亲的死活给他开会施压，我们认为毫无道理、毫无必要，而共产党认为很有必要的折腾父亲，就是要尽快折腾死他，省得他带头讨要处级待遇，最后的心衰死亡也是因为共产党的“会”。共产党的“会”多，5月17日父亲去街道了解社会救济的事情，结果了解情况的人都去开会了，只是简单的问几个问题竟然跑了一整天，活活累死了父亲。
习近平妄想当地球村的村长，共产党妄想统领整个地球，隔三岔五就找一群捧臭脚的来开会，给他们撑场子，中共国的社会资源都调去保卫共产党、服务外国人了，中共国的财富都给了这些骗子。我严重怀疑5月18日下午打不通120的电话是因为那几天120根本就不为中国人民服务，专门准备着为那群给共产党捧臭脚的外国人服务呢，共产党怕他们数钱数的一个个都笑死过去，特别备好了120救护车随时抢救他们。让中国人民去死的文明大会谈论的是人类的文明吗？为了他们的统治让中国人民去死的人是文明的人类吗？
这些年我尽心尽力照顾家里的三个病人，我不奢望父亲真能长命百岁，我只希望他人生的最后时期能过上几年舒心的好日子，然而一切都被共产党剥夺了，父亲是在愤恨和贫困交加中悲惨地死去。共产党借迫害我之机迫害死了我父亲，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罪恶目的，他的死亡开创了共产党解决企业退休军转干部待遇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谁胆敢减少共产党口袋里的财富，共产党就用这些财富折腾死谁。我父亲郑广明没有直接死在他抵御的美帝苏修外敌手里，却直接死在了他一生都在保卫的共产党手里，共产党及其头目是我的杀父仇人！
我强忍着巨大的悲痛和满腔的仇恨写了这篇文章，有时悲伤的一天都写不了几行文字。我写了这么多，不仅要为父亲伸张正义，还要给他的一生做出评价。父亲去世后我们全家把他的一生总结成两句话作为他的挽联：
鹰击长空翱翔南北雄心壮
桃李芬芳弘扬太极精气存
前一句说的是父亲的前半生驾驶着战斗机巡视祖国的天空，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留下了他的飒爽英姿，年轻时“保家卫国”的雄心壮志激励着他的一生。后一句说的是无论是在部队培养新飞行员，还是转业后在北京畜牧学校当校长，还是退休后在北京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当班主任，还是创办太极拳辅导站传授太极拳，父亲一直是个老师，一个没有享受教师退休待遇的老师，他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太极讲究“精气神”，父亲的精气神受到大家广泛称赞，他就用“精气神”作为网名，虽然父亲已经故去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精气神永远留在大家的记忆里。
中共国的战斗机飞行员每一次飞行都是在用自己的生命保卫国家，他们每一个人都视死如归。父亲不怕死，以前飞行时开着国产的破飞机，每一次上天都有可能入地。每一次团里出了飞行事故他都去现场，把遇难飞行员破碎的遗体一块一块找回来，这是战友情，他很幸运没出过事故平安退役。病重期间他对我说过：“我不怕死，浑身病痛折磨的我早就不想活了，但我不能死，我死了这个家怎么办，你怎么办。咱家怎么穷，我的退休金占全家总收入的40%多，我死了你们的生活会更加贫苦。我活着还能和共产党周旋，多多少少还能减轻一些对你的伤害，我若死了共产党会肆无忌惮的迫害你，你是家里唯一的劳力、唯一的希望，你要是出了事这个家就彻底完了。”我明白父亲的心意，天之骄子，自视甚高，然而堂堂处级干部没能让自己家兴旺发达，没能保护好自己的两个孩子，他觉得心里有愧，他想尽一切弥补这个家庭，这是一个父亲的责任，是他对自己家人的亲情。他尽力了，中共国社会的黑暗不是他一人能够对抗的，为这个家他耗尽了心力。我和妈妈、姐姐不会怨你。
父亲从80年代开始学习太极拳，一练上就喜爱了太极，自身的太极修为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后来在没有外力帮助的情况下，在柳荫公园创办了太极拳辅导站，二十多年来收了40多个徒弟，教授上千人太极拳、剑、刀、棍。父亲开办的太极拳辅导站是北京市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太极拳辅导站，这二十多年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太极拳教学上，为弘扬太极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也成为北京市太极拳界有名的人物。父亲这么努力建设太极拳辅导站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他在畜牧局工作时被贬低、被打压、被排挤，后来工作岗位越来越不好，使他有时间去建设太极拳辅导站，他在家门口把太极拳辅导站建设的轰轰烈烈也是为了给畜牧局那帮孙子们看：让你们看看，老子是有能力的！
几年前我和姐姐就跟父亲讨论过把现在的房子卖了，再去远一点的地方买房，这样家里就能有些钱给父母看病用，父亲不同意，他不想离开柳荫公园。他舍不得一手创办的耗费了二十多年心血的太极拳辅导站，舍不得多年关爱他的徒弟们，舍不得一直支持他的拳友们。是这个太极拳辅导站和他的徒弟们、拳友们给了他后半生的荣誉，他舍不得离开后半生仅有的光荣和骄傲。但今年3月7日检查出“主动脉瓣重度狭窄”后，父亲提出卖房治病，因为他知道自己必须尽快手术，否则必死无疑，他想活着继续为自己家做贡献，他想看到自己家的情况好转了才能放心离去。那段时间父亲还设想着卖了房买辆小汽车，让我开着车带他去看病，他浑身疼痛坐家里仅有的电动三蹦子去看病颠簸的他很难受，楼里其他处级干部家家都有几套房、几辆车，家家都子孙满堂，父亲看着很羡慕，他幻想着亲眼看到自己家能有后代，幻想着治好病后全家到各地转转。放眼整个北京，处级干部全家仅有一套房、没有汽车、没有后代的可能只有我们家了吧，这是共产党给我家的改革红利，父亲一辈子都没坐上自己家的汽车。
父亲生前已经对自己的后事有过安排，他选择了生态葬，他热爱的太极源于自然，他也选择归于自然，然而这也是现实无奈的选择。父亲清楚家里的经济状况，活着的时候就没钱治病，死了更没钱买墓地，他不想加重我和姐姐的负担，父亲也清楚我们全家已经被共产党迫害的无后了，若干年后就没人再去祭扫了，现在不得不“洒脱”。这也是他嘱咐母亲一定出国的用意，出去了还有希望，留下来就是死路一条。
父亲的最后岁月里为了爱护自己的家庭，保护自己的孩子，同共产党奋勇抗争直至拼尽心力而牺牲。他的一生真正做到了“保家”、“卫国”、“为人民服务”死而后已，终生实现了革命军人的光荣使命。他的一生是光明的一生，他的光明激励着后辈，他永远是我的英雄。
50年来父亲爱护我的点点滴滴都记在心头，想要对父亲说的话写在了给他的挽联：
永感父恩，永念父慈。
郑然
2019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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